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一起商谈建党之事实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怎么能仅仅根据对高一涵的“道听途说“就断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子虚乌有”的呢？
1933年，中共北京地下组织为李大钊迁葬。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
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
作者将“南陈北李” 四字艺术地嵌入挽联之中，可见当时“南陈北李”已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广为人知了。
总之，即使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去天津的途中没有商谈建党之事，但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一起“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有的是，不能只局限在从北京去天津途中的一时一地。比如赵某人与钱某人合力创建一所学校，孙某人说赵与钱是在去县城的路上商定此事的，李某人可以质疑孙某人的话没有依据，是道听途说，但是不能否定赵与钱合力建校的事实，因为，赵与钱合力创建的那所学校确实存在。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否定高一涵关于陈、李在去天津途中的“计划组织共产党事”，但是你不能据此否定“南陈北李”在其它时间和其它地点的“相约建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要创始人创建出来的。从事学术研究和探求历史真相，切忌以偏概全。
多年来，在极左的禁锢和束缚下，在谈陈色变的情境中，唐宝林先生等志士仁人为陈独秀仗义执言，洗雪了许多泼在陈独秀身上的冤污，其人格、文章令人钦佩。十多年前，当我刚刚涉足陈独秀研究时，唐宝林先生早已是陈独秀研究领域著述甚丰、饮誉中外的陈研大家了。2006年8月，我曾就陈独秀“‘右投’缘何去复来”问题向唐宝林先生请教。8月31日，唐先生作了回复：“虽然我们这种小人物的呼声暂时看没有什么作用，但大海是由涓涓细流汇成的。……我最近没有写什么文章，现把刚编好的《陈独秀与中国》第58期发给你参考，请多提意见！唐宝林 2006年8月31日”另又附言：“彭先生：如果《右投》大作有电子件，望也能发来，下期可摘用。唐”。由此可见唐宝林先生平易近人、鼓励后学的大家风范。虽然事过7年多了，我仍然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踌躇再三，因为，我对唐宝林先生是非常敬佩的，在他这样的大家面前谈陈独秀，实属班门弄斧。但当我看到媒体上直接以“子虚乌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标题时，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给人一种陈独秀、李大钊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的误导，客观上损害了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声誉和形象，于是大胆地把自己的浅陋之见一吐为快，向唐宝林先生等方家学者请教。
（本文系作者为参加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2013年年会暨“中共建党初期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