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拜读了这篇摘自唐先生《陈独秀全传》的全文。文中说：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子虚乌有”之说，笔者不敢苟同，仅提出个人的浅陋之见就教于唐宝林先生和诸位方家学者。
李大钊是否与陈独秀一起离开北京去天津？
这个问题是个前提，如果李大钊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离京去天津，那么高一涵说的这些话的确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唐宝林先生在文中谈到章志、尉克水时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说明唐宝林先生对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离京到天津也是认可的，只不过高一涵说的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唐先生说的是“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而已。虽然存在“护送”与“陪”的差异，但基本意思都是认可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离开北京到天津的。
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离开北京到天津后，陈独秀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住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就通知友人防患于未然，离开了天津返回北京，陈独秀则“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至此，可以说，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离开北京到天津，陈独秀在天津与李大钊分手去了上海，这是包括唐先生在内一致公认的事实。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离开北京去天津的途中是否商谈了建党之事？
唐宝林先生认为，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时说的。由于高一涵当时不在场，所以后来在《李大钊先生传略》、《《回忆李大钊》和《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等文章中没有再说“计划组织共产党事”。“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
对这个问题，萧超然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撰写了《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一文作了深刻的分析（载《百年潮》2001年第7期）。他认为：
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在骡车上商议建党，高一涵又不在骡车上，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那肯定是高一涵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或者说是李大钊主动告诉高一涵和少数亲近朋友、学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如何帮助陈独秀逃出北京，是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议要秘密建党，继续反抗北洋政府，这是要冒杀头之险的，当然他们两人只能相互单线联系，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所以有李大钊单身护送陈独秀出险的一幕。等到李大钊已经完成护送任务回到北京，高一涵等肯定会要去向李大钊打听，于是李大钊就说了，或者李大钊回到北京就主动向高一涵等通报了情况。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应该说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实也就是这样。1963年高一涵的回忆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北洋政府欲在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回京时逮捕之，“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又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就是李大钊向高一涵等报告护送经过，并不是在他和陈独秀一分手回到北京之时，而是等到陈独秀已安全抵达上海来信之后，这可见李大钊考虑的是何等的周到。李大钊向高一涵等人报告了护送经过，自然也就讲到了他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商议计划建党之事。这不就很清楚地回答了高一涵不在骡车上却又知晓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在骡车商议建党之秘密这个看似迷团的问题了吗？
在这篇文章中，萧超然先生还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作了入情入理的解释。由于篇幅较长，笔者不再多加引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原文一阅。
笔者认为，在去天津的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谈了些什么？高一涵当时不在场，他说两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既可能是道听途说，也可能是听李大钊或陈独秀事后的透露。退一步说，即使认定高一涵的说法纯属“道听途说”，也不能对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完全否定。因为，据当时的知情人、北京第二名中共党员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披露：“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彭注）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了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这说明，魏金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和张申府时不仅提到了建党问题，而且是“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当时北京城有声望的名士有的是，李大钊为什么不介绍别人，唯独介绍魏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如果此前李大钊与陈独秀没有建党方面的交流和商谈，李大钊怎么会冒然介绍一个外国人专程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商谈建党问题？陈独秀如果没有一点思想基础，如果此前没有与李大钊的默契和共识，他在上海也不会与魏金斯基谈得那么投契，也不会那么快地就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李大钊与陈独秀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在离开北京去天津的途中不可能一句话不说。是否商谈了建党之事？在没有新的史料依据出现之前，笔者认为，既不能盲目肯定，也不能绝对否定。
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子虚乌有”的辨析
唐宝林先生说：“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这说明，唐先生否定的不仅是高一涵的“道听途说”，而且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否定的外延很大。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八个字中，“南陈北李”是说，陈独秀是南方的安庆人，当时主要在上海；李大钊是北方的河北乐亭人，在北京。应该说，“南陈北李”这句话是没有瑕疵、不成问题的。
至于“相约建党”，即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否商谈过创建共产党的事？我认为，必须跳出从北京去天津途中的局限，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这个问题。我认为，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最早商谈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有依据的。仍以当时的重要知情人张申府的回忆为证：
张申府说：“记得这一年（指1920年——彭注）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所以这样讲，我理解一是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了解情况，认识的人也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宜谈此事，况且建党一事又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大时，和大钊、我接触较多。那时，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我除了教书，也在图书馆做点事情。陈独秀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这样，我们三人经常见面，聚在一起谈论时事，交换看法，彼此的观点许多是一致的。……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
在北京大学，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其间商谈时局乃至建党是很正常的事。
“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
9月中旬，英国哲学家罗素偕夫人到中国讲学，张申府因仰慕罗素的大名赶到上海迎接。张申府说：“到沪后，我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当时这里就是党的机关办事处。在沪期间，我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陈独秀向我介绍了上海的建党情况，我们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
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引文同上书，第20—21页）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张申府是直接的参与者和重要的知情人，他在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起着联络员的作用，所以，他的回忆和记述应当引起史家的重视。
关于陈独秀、李大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在谈到创建党的问题时，毛泽东没有提其他人的名字，只说“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突出了陈独秀对建党的独特贡献。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陈独秀“创造了党”，“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毛泽东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其余都是他“周围的人”，李大钊则是陈独秀周围人的代表，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在“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里所说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不就是“南陈北李”吗？“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不就是“相约建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