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史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在“文革”前盛行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非毛化”思潮，社会上议论纷纷。此时邓小平多次明确表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在他的坚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历史证明了邓小平深远的政治眼光。后来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被确定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共十七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毛泽东思想则是该体系的奠基和前提。在最近关于“中国道路”的阐述中，毛泽东是对走到今天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做了最早的成功开拓的人，是他先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而后人们才能继之而开拓出“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因此在主流研究中虽然仍旧不采纳西方比较流行的“权力斗争”说，但也不讳言毛泽东的错误，将它们归于“探索中的曲折”、“开拓中的失误”、“应当总结的教训”之中。
再比如关于朱德的研究，这是一个平面人物逐渐立体化的过程。在人们的视野里，朱德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但形象有些模糊。经过学者们潜心研究，还原了一个在政治、军事、思想上都具有突出才华，在多次中共重大事件和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真实的“总司令”形象。近年有人提出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提出的，毛泽东只起了宣传作用。这个观点引起网上的激烈争论，也是朱德研究得到深化的一个表现。
四、收起历史伤痛，冷静梳理建国后重大党史事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理清党史上的是非，曾独创了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抓党史研究的范例，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梳理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重要历史过程，特别针对对党造成了巨大危害、当时又成为党内不稳定因素的“王明路线”进行了总结，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个决议是在大范围的讨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修改，得到普遍共识包括原“左”倾阵营人物认可之后，方才通过的。
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左”祸泛滥，党内思想一度混乱，并响起一片以“非毛化”、“重评毛泽东”为代表的“重评建国以来党史”的呼声。为了再次统一思想，结束历史是非的论争，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效仿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该决议基调由邓小平定下，同样经过了党内广泛讨论，中央领导成员反复修改后通过。有趣的是，两次“历史决议”都由中共党内有名的“一支笔”胡乔木执笔。
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对建国后党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正式表述仍基本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准。但该决议对于建国以来党史的梳理和评价是从政治高度进行的，那些政治定论毕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探求党史的浓厚兴趣。而建国后党史中很多较为“敏感”，即负面东西偏多的历史事件，在研究中成为海外学者的热点，国内学者的难点，但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例如关于“大跃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何估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的称谓，国外有人直称为“大饥荒”）的人口死亡数字，曾经是“大跃进”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而后，很多学者不再纠缠于具体数字和究竟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的锥心追问，收藏起历史伤痛，开始更加冷静深入、全方位的研究，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心态史等角度“各个击破”。
历史事实清楚了，人们心中的评价自然客观。的确，历史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有学者根据水文气象和粮食统计资料进行研究，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确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持续的自然灾害，并非“风调雨顺”。从农村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大于决策错误；但从农村集中缺粮情况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是成立的。可见严重灾害会迫使人们尤其是国家治理者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因此，天灾和决策失误纠缠在一起，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
再比如1962年初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处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距离中点，可以说又是一个中共党史重大关节点，但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研究。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自历来观点正统谨慎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书根据不少独家史料和访谈资料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重要党史人物的言行作了有说服力的剖析，并认为毛、刘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成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潜因”。特别是关于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五号人物陈云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为何没有发言的“悬案”，书中有十分精到的分析。
五、继续揭示和解读“历史真相”还需努力
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既是老百姓“渔樵闲话”的佐茶谈资，似乎还含有不少神秘成分（中国曾经历政治气氛深入骨髓的年代，至今余声未消），同时又是严肃的、对众多学者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历史课题。
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一如既往地重视党史普及教育和党史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功能。中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格外关注，从去年6月的当年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可以感知，一个月后作为今年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预热”的中央党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发表讲话，规格之高受到多方关注。
习近平讲话中的一些表达曾引起一些热议。如他谈到中共历史上的失误“是花了惨烈的代价的”，有学者指出“惨烈”这个相当重的词，是过去中央领导人讲话从来没有过的，显示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同时，习近平也强调“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反映出对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忧虑：一种是对党史的否定和“妖魔化”；一种是对现实的否定和“妖魔化”，甚至有人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目前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回顾和研究的热潮中，作为多年党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中央文献研究室捧出积多年文献编辑心血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重头文献系列，中央党史研究室则亮出了多人参与、费时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宣部等各家理论研讨会次第召开。
自然，热潮过后是平静。党史常常一不留神就成为社会热点和官方宣传重点，但揭示所谓“历史真相”是史家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过程。历史迷雾远未散尽，更多地为世人展露和解读党史上诸多事件的历史过程，还需要众多学者长期艰苦地“坐冷板凳”的功夫和保持政治清醒的定力。毛泽东早年曾云：“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