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的基本策略是“清君侧”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对此蒋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蒋也断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笼络以免为其他反蒋派所乘。何况蒋、张还有些私交。当然，这并不等于蒋会对任何暗通中共之事听之任之。蒋的策略是“清君侧”，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绝不手软。同时亦不做出丝毫不怀疑主事之人的样子来，以此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止不行。虽明知郭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复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就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其意图十分明显。让蒋意料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怀疑南京对东北军意图不轨，当即抄了省党部，把人抢了回来。最后，蒋依旧做此表面文章，以平息张之不满。而张也做个样子，把蒋点了名的嫌犯送往军法处讯问。蒋不愿得罪张之心态，极为明显。
张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蒋不想得罪张，自然有各种考虑，但关键还是对张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也正因为从内心里信任张，一旦得知张有个风吹草动，蒋就显得六神无主，有些不知所措。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20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达如下意见：“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概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言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冯庸并且说，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陈诚对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诫蒋说：“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