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我的人没有详细看书”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2000年已经从哈佛大学荣休，如今依然住在离哈佛校园不远的地方。2013年伊始，《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版，傅高义在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傅高义有别于他的前辈费正清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是“与人谈话”。所以他与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他与诸多中共高层及高干子弟的访谈经历，并回应了英文版《邓小平时代》2011年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议，甚至试图为新一届领导人“出谋划策”。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基本的思想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要适合当时的需要。中国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想你们的领导人基本上已经知道了，首先是需要法制。当下比起邓小平的那个年代情况更复杂，所以腐败问题比上世纪80年代多得多；然后是透明度问题，我听说现在中国能上网的人已经达到5亿，所以如果宣传部门做的还是太狭隘，大家都不会同意。宣传部门应该把门槛降低，给记者多一些自由。”不过这位“中国通”话锋一转，紧接着表示，“其实透明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是完全透明的。当然也不能乱讲话，如果乱说话的话，那是不行的。我说的是要给记者多一点自由，但也要有限度。”
“我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
时代周报：你在写作《邓小平时代》之前，采访了许多人，比如邓小平的女儿邓蓉、万里的女儿、赵紫阳的女儿等。你是如何做到的？
傅高义：我认识邓蓉是因为我参加过一个代表团，在北京的时候我见到了她。这个代表团是兰普顿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组织的。他把邓蓉邀请过来，但当时我们只是认识。后来邓蓉的女儿从WellesleyCollege毕业，她也来到了波士顿。我就给邓蓉写信，说哈佛想邀请她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们一起吃饭，她就来了。就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联系，所以后来我研究邓小平给她打电话，问能不能请她谈谈父亲，她也同意了。
我能访问到赵紫阳的亲属，是因为赵的孙女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我也见过她的母亲MargaretRen，她是搞美术的。正好我有一个美国朋友FredaMurck也在北京搞美术，所以我就问他能否做个中间人介绍我们认识。MargaretRen在她女儿从哈佛毕业的时候，过来跟我做了一次访谈。而我能访问到万里的女儿，是因为一位美国的朋友与他们夫妇十分相熟，也是经人介绍。
我觉得很多中国父母都很喜欢哈佛大学，所以如果以哈佛大学的名义邀请他们，他们大多会接受，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也想了解研究中国的美国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另外一点可能是我本来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也是想交朋友。为了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访谈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了解他们的背景，搞清楚什么问题他们能够回答。我并不要求了解什么秘密，所以这可能比较有利。
时代周报：你也与江泽民做过一次访谈。那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傅高义：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那时候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1997年江泽民访美，在哈佛演讲就是我从中安排和协助。哈佛那次演讲非常成功，最后江泽民在现场还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此后我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几次，所以在写作《邓小平时代》的时候，江泽民也跟我谈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
时代周报：你对他作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怎么评价？
傅高义：我觉得江泽民在1989年之后能够让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姿态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错。江泽民非常有幽默感，并且致力于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