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而他已经很少出门，棉服大衣什么的都压箱子底儿了，我伯父、我爸爸他们帮他找出来，一层一层地穿上，穿得非常厚，最后简直是‘塞’进轮椅里的。”
马思泽推着祖父在总理遗体前默哀，“他使劲儿地向前探身子，想鞠躬表示哀悼，我在后面帮他推了三下。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他坚持要走两圈。他尽了他的最大努力来表达对总理的敬意。”
沉默有时，发声有时
“文革”期间，马寅初每天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与变化。他极少发表评论，但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政治态度。
“四届人大选举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新闻公布后，爷爷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了贺信，并在当晚用挂号信寄出。”
“四人帮”被打倒后，95岁的马寅初高兴地在孩子们的陪护下加入了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他乘坐小车夹在滚滚的人流中缓缓前行，放下四面的车窗玻璃，手持一面小旗不停地摇动，与大家一起分享着喜悦的心情。周围游行的群众都好奇地探头往里看，并对这位不认识的老头报以会心的一笑。
1977年8月，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十分欣喜，让儿子为他代笔，向党中央写信道贺，“我高兴邓副主席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有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出来主持工作，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1978年底，他在报纸上看到陈云恢复工作的消息，又特嘱家人代笔写去贺信。
1979年夏，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启动。
当年7月25日，时任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受党中央委托，登门拜访98岁的马寅初。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在当年的新闻稿里这样记录：
会见在马老的卧室进行。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
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正在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中旬，北京大学邀请马寅初担任名誉校长。
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儿子马本初代致答辞：“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11月，《新人口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纸风行，不到一年的时间，竟加印至23万册。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全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倡导晚婚晚育。从此，长达30年的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国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结构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为电影技术高级工程师的马思泽如今只要看到与人口学有关的书籍都会买下来，“因为爷爷的关系，对我国的人口学状况和人口政策的变化有种天然的关注和了解的热情。”
“如果当初毛主席听了马寅初的建议，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马思泽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起他的祖父，作类似的假设。“历史不能假设。但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至少可以给大家一个启示，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学领域的问题，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进程验证，才能判断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决策者要允许争鸣，不要轻易地说谁对谁错，封杀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