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幼时举家迁居嵊县浦口镇，他的父亲马棣生有一手酿酒的好手艺，母亲王氏贤惠精干，家里开的“马树记”酒家生意甚是兴隆。马棣生最初想培养马寅初做账房先生，但马寅初执意要念书。在义父张江声的资助下，他于1898年秋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后考取天津北洋大学。1906年，他获得官费派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资格，并和其他留学生得到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召见。
马大成听族里的老人讲，马寅初要留学西洋的消息曾令举族欢欣，马家人办了几天酒，唱了几天戏，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按照老辈的说法，清末北洋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旧时的‘赐进士’，一人中举，全家风光，就连村里人也跟着横起来。光绪年间，距离我们浦口5里路的塘头溪村有个读书人中举，他们村的人到我们浦口买东西不付钱，浦口人都拿他们没办法。小爷爷留洋等于给浦口人出了气。”
1916年，马寅初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34岁。他先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
1920年起，他一边创办新式商科学校，一边陆续在上海、北京的学校和金融机构发表演讲，普及经济常识、吁请整顿币制。1927年，45岁的他辞教入仕，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官越做越大，最初秉持的信仰却越来越虚空动摇，寄望税制改革、再造中国经济的他最终发现，政府“不能办富人税，只能在穷人身上着想”;“三民主义”是虚、权贵资本是实;“此种丧心病狂之事，在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
“今旧道德已渐失其势力，欲打破人民升官发财之思想，非用武力可能奏效。应将新旧两教育互为表里，10年教育之后，或有希望。”他重返文教阵地，先后在杭州财务学校、上海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
“很多人赞叹祖父在1958至1960年间的表现，其实这既不是他第一次因言获罪，也不是他第一次知难而进。”
马思泽指的是1939年。那时，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能算是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的只是他的亲戚家族。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的民脂民膏，甚至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把儿女带到演讲现场，对着人群中的特务说：“我马某人愿效谭嗣同先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自横刀向天笑!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惜死于后方，把应该说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妻子儿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作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国民党中央社发稿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实际上他已被押进贵州息烽看守所。次年8月，他被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回到重庆，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
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1944年12月，62岁的马寅初终得自由，当月月底他在重庆工商界“星期五聚餐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数年监禁丝毫未能折损他的刚正公义，他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的演讲，这位声名远播的经济学家、资深国民党员亮出了自己最新的政治主张，“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