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请看诏书的几段原文：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邪?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慈禧当然知道臣民们对于不久前戊戌政变的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所以在光绪的变法昭书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释。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妄分新旧”，以致造成“舌辩纵横”。给康梁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为表朝廷变法之心诚，昭书还呼吁：“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慈禧在西安大讲变法图强，尽管娓娓动听，但很难取得大臣们的信任。除了两年前那腥风血雨的可怕记忆外，还有眼前的现实：八国联军驻在北京，和议谈判仍在艰难的进行。此时此地大谈变法图强，总给人以玄机莫测的感觉。疑虑、惶惑、观望，是当时官员的普遍心态。
慈禧用成立领导变法的办事机构，以证明自己倡导变法的真诚。1901年4月21日，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网罗了当时在位的全部军机大臣和全部大学士，还加上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遥为参预。成立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督办政务处，使得慈禧所推行的新政，一亮相就是声势显赫，如上谕所说，“示天下以必信必果”。
慈禧新政种种
慈禧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使得她的变法决心，终于取得大臣们的信任和理解。列名督办政务处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于一个月之内(7月12日、7月19日、8月11日)联衔会奏，连上三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同年10月2日，慈禧以发布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懿旨云：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自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再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诰诫，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从这道懿旨不难看出，慈禧的变法是大胆的、真诚的，而且有很强烈的紧迫感。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实际上为慈禧绘制了一幅变法自强的蓝图。
这时的慈禧，还在逃亡途中，此时决心变法图强，自然与被迫逃亡有关。慈禧以往的口头禅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可是坚持祖宗之法的结果是愚昧贫穷软弱，眼看着龙兴之地让俄国人蹂躏，列祖列宗的陵寝无力守护，不得不告别宗庙社稷，来一个噩梦般地大播迁。教训当然是惨痛的。以顽固不化著称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了： 为了祖宗，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不变祖宗之法不足以图富强，到头来连祖宗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