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原题为“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清末朝廷有过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新与守旧。激烈斗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汉族高级官员和著名知识分子，且在两个对立阵营中各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权力斗争背后的铁腕太后也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位铁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的。这位铁腕太后，就是本文的主角慈禧太后。
洋务和维新时期的慈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史称后党，主张避战求和；另一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史称帝党，是主战的一派。光绪皇帝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后党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派，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对日作战的军事统帅，却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用洋枪洋炮洋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和陆军，单从军事力量来说，与日本不相上下，官兵们为国捐驱的献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最贪婪的条约。
《马关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后的被人欺侮的小国，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虽然建立了许多近代工矿企业和颇具规模的近代海军，依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于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说，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和在科学技术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没有通过30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之点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1年10月天皇发布诏书，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5年2月1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于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便有了光绪皇帝支持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领的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尝不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呢?她的侍卫女官德龄在回忆慈禧时曾说：“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慈禧开始并不反对，如果那时她说半个“不”字，奕欣、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就不敢有任何作为，什么向西方学习、制造洋枪洋炮、开办新式工厂、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一件事情也办不成。据《慈禧传言录》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慈禧太后有一条铁的准则是必须严守的，即“师夷之长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马关条约》剌痛了光绪，“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难道《马关条约》就没有剌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愿地把大清江山割让一块给外敌?她就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作为战争赔款送给外人?据《盛宣怀未刊信稿》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见盛宣怀时曾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让大清江山被列强蚕食鲸吞，帝党和后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光绪变法图强之初，慈禧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光绪帝在下决心变法之前，曾到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请旨，慈禧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还曾明确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致国家于富强是共同的要求，变法也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坚守那条铁的准则：“祖宗之法不可变”!当然皇太后的绝对权威，满洲的权势，也是不允许有丝毫触动的。慈禧太后尤其不愿看到的，是在光绪皇帝周围聚集了一股新的势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欢的人；而这些人也不喜欢慈禧太后所宠信的死守着祖宗旧法的老臣。这是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的焦点，这两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来愈激烈。当恭亲王奕欣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约束光绪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进言，实际上起到了在帝后两党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奕欣关于变法的主张接近于慈禧，他认为“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几天以后，光绪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断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谕将草拟这个《明定国是诏》的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日以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慈禧这几项措施，是对刚刚起步的维新变法的当头一棒。光绪心里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进退黜陟之权，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只对慈禧效忠，对皇帝的诏谕却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两党之间的裂隙已经演变成了鸿沟，变法的失败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慈禧对待维新变法，就像猫对待利爪下的老鼠一样，随时可以把它一口吞下。但暂时让它在心惊肉跳中活着，当作玩物一擒一纵地捉弄它，向那些敢于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人显示自己的权威。
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动政变的得力亲信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官员，一一起用。恢复八股旧制，停止经济特科，除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外，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政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