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宣战与求知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廊坊一带受义和团抗击。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这时，清政府面临空前严峻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盲目排外思想的义和团；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八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军。如何对付义和团，如何对付八国联军，这是当时关系国家命运的艰难选择。慈禧为此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名为御前会议，实际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准确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枪洋炮敢于和一切“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信息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结论。另一个信息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个信息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结论。在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向为数众多的强国宣战，总署随即照会各国公使，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宣战之后，慈禧所作的唯一重大决策是“招抚”义和团，利用这些未经军事训练手持简陋武器的团民去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击杀外国人。由于慈禧的所作所为，一场本应是全国军民高举反侵略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入侵之敌的正义斗争，起码在外观上扭曲成了一场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动，而这个活动中还夹杂着帝后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曾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却提出了与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史称“东南互保”。所谓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还加上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抚。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是“乱民”，他们戕害无辜洋人，焚烧洋货洋房，杀死外国外交官员，必然造成全局混乱，不可收拾。这些地方实力派公然对抗慈禧太后的决策，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要求饬令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要求“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几个地方督抚大员竟敢串通一气，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立，这是从清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变。公然抗旨，其罪当诛，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可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却顾不得这些，在报告有关东南互保的电文上，无可奈何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她心里当然明白，这些督抚大员的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们的越轨行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赋予便宜行事之权，收拾她留下的乱摊子。在仓皇逃命时，还没有忘记下令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
受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非常清楚与联军议和这副担子的分量。要使联军停止在华的烧杀抢掠，结束战争行动，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项新的曲辱条约上签字是避不可免的。李鸿章犹豫了，朝廷多次电催他兼程北上，而他于7月2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便称病在此暂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一个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从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到8月7日派李鸿章向列强求和，这个急转变才用了四十几天的时间。
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议和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大的难点是惩办肇事大臣和赔款数额。每一个谈判细节都要请示，正如奕劻、李鸿章奏报中所说：“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列强屯兵京津，拿到谈判桌上的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还不时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胁。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尽快谈成，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则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由于各自的在华利益不同，相互钩心斗角，还需要时间协调立场缓解冲突。求和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奕劻、李鸿章将最后文本电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我十一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共十二条。因为是辛丑年，故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因为是为上一年的事件赔款，所以称之为庚子赔款。这是自“马关条约”以来，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又一贪婪无耻的条约。
慈禧罪己、求言和变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无论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知道，承认“负罪实甚”的不应被幽禁的光绪，而是专制独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谁都看得出来，做出这种虚心纳谏姿态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道求直言的诏书，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慈禧求直言是真诚的。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