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领导并推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要与深刻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相伴随。在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坚定了他复出后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决心与信心。
拨乱反正既然从科学和教育战线开始，改革的思想也就由此发端。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郑重提出了要调整科研体制的问题。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从发现人才的角度，明确指出；“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第2卷，70页)在后来的体制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这一问题。1978年3月28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实际上是对一段时间内盛行的平均主义的否定，表明了我们在分配领域也要进行改革。
同样是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角度，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初步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第2卷，91页)5月7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进一步延伸了关于学习外国的内容，指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第2卷，11l页)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访问欧洲五国，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作了全面的考察。谷牧一行对发达国家情况的搜集，坚定了邓小平推动对外开放的决心。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加上他了解的关于美国的情况，引起了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10月10日会见外宾时，他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指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第2卷，132页)由此可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经就改革开放的决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思考并作了舆论上的广泛发动。
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因而对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关于改革的性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也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明确的阐发，认为改革将是一场革命。1978年9月18日，他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就指出，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同时，为了激励人们的创造性，要对过去的制度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第2卷，130、131页)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第2卷，135、136页)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改革的路途上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经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思想。尽管关于改革体制的设想只是初步的，但邓小平毕竟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我们国家体制存在的弊端，意识到了改革这些弊端的艰难，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全面进行等等，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没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革命胆略，没有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不可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