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外交新动向
主动性和底线原则让中国变得强势
南方日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至今已有十个月，您能否盘点一下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变化或者新特点吗？
金灿荣：首先，习主席对外交的重视超乎外界的预期。外界普遍认为，本届中央会先解决内部事务，再开拓外交事务。但是，目前来看，中央的政策是内外同时推进。其次，中国的总战略仍然是和平发展，但是战略不变，战术上却有微调。一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也在提升，对于国际事务，总不发言是不行的。二是因为，中国的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市民社会的崛起，社会的开放，民意对外交的压力变大。三是因为，中国的物理力量变大，国力增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一是，主动性增强。由原来反应式的外交变得更加进取。二是，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在地理范围上，去了一些之前没有到过的地方，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在外交内容上，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三是，底线原则。现在，我国政府在阐述对外政策的时候，在说完“坚持和平发展”这句话之后，都会加上“决不牺牲核心利益”。最后，外交中频频展现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特色比较明显。
南方日报：也有外界评论称，中国的对外政策好像变得强势。您怎么看？
金灿荣：因为底线原则和主动性加在一起，在外人看来就好像是我们变强势了。其实，中国的外交一直都是有底线的，只不过之前不公开说。现在，我们既说得很清楚，又能给予力量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变化。南方日报：如此一来，会不会让周边小国变得更加担心？
金灿荣：担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核心利益，又怎么能因为别人感受上的变化而放弃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南方日报：可是，这种担心有可能会引发他们联合起来或者联合其他大国干扰中国的发展？
金灿荣：任何政治变化都会产生后果。小国拉帮结伙、请“外援”是其中的一种可能。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主要潮流对一国的需求，都要求一个大国必须做一些事情。大国有大国行事的逻辑，一旦这一逻辑启动之后，外界小国的力量很难影响大国的意志和行为。只要我们把握住和平发展的方向，正确处理与多数国家的关系，个别小国的干扰是没有意义的。
分析习主席中亚之行
中国进入战略“东西平衡”新阶段
南方日报：日前，习近平主席对中亚四国，即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通过此访，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并达成了很多重要协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怎么看习主席此行？
金灿荣：首先我们要评估中国对于中亚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近年来，在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想和你聊英文，但是英文总是说得磕磕巴巴。而如果找来俄语翻译，他们就能聊得很好了，而且马上放松下来。这种表象的背后有着政治和文化原因：一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们在政治上更加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想与西方接轨；二是，在文化上，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之于中亚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方面，目前，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其他四国的第一贸易国都是中国。此外，近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发生了骚乱，政治不稳定，而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及其政治模式，让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很羡慕。因此，在治国理念上，中亚国家也想向中国学习。政治上的吸引力加上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产生了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这些国家中，学习中文的人数增加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了学习英文的数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此行在中亚几国都获得了很高的礼遇。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在战略上“西进”，您认为，目前中国重视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在“西进”吗？
金灿荣：目前，中国的战略的确在微调。我也注意到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是“西进”一方面，很可能会让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不高兴；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与精神。所谓的“西进”还不如用“东西平衡”这样的词来描述更加准确。以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一直集中在东部，而外交的资源也重点投向了东部，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均衡国内发展的阶段。因此，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对西部的投入非常必要。而外交投入也要同时增加，以保障西部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安全与合作环境。比如，这次习主席提出与中亚国家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能源俱乐部”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密切国家间联系。可以说，中国外交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东西平衡”的阶段。不过，因为中国的力量很大，所以这一“平衡”，引起的震动也就会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