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消极因素，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以后至七十年代中期，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会保障。有必要指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能够进一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差距，苏联及其盟国已无可争辩地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包括科学技术和体育在内的许多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就。在1975年谁要是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是颇为言之有据的。
但是，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发生了转折。从此以后，社会陷入了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社会崩溃的迹象与日俱增（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酗酒，腐败），国内的政治抗议活动在增长。在随后的十年中，所有这些危机的征兆都更加严重了。因此，正是迫于日益深化的危机，戈尔巴乔夫才在1985年勉强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并不隐瞒自己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他能够战胜比较保守的竞争对手，这表明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只有尝试某种新的出路才可能摆脱正在加深的危机。
1987年，戈尔巴乔夫写了《改革与新思维》，阐述了他对危机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案。在这本书中，他罗列了苏联经济的各种弊病，诸如原材料浪费，效率低下，技术陈旧和集权管理和僵化。戈尔巴乔夫指出，危机不仅资本主义有，“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危机”。他指出，苏联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所包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过度集中，忽视人的利益的丰富的多样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出路就在于“社会一切领域的广泛的民主化”。他强调，改革的结果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它”。
如果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贯的方案，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方向，是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包括企业的民主化和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另一个方向是在经济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
所有现实世界中的现代经济都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没有哪个制度只有市场或者只有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计划意在建设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计划和民主的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只起次要作用。在这个最初的计划中当然不会有鼓励私有化的内容。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写道：“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调和是不那么容易的，随着改革的发展，改革计划中的市场化因素日渐膨胀，越来越有影响，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于是，坚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弃了，代之以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和使之民主化，改革变成了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改革变质的阶级原因
苏联解体及其转变为资本主义乍看起来可以归因于外部压力，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尤其如此。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在整个苏联社会的历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苏联及其盟国最终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均势、彻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灭亡社会主义的迷梦以后，这些国家走向了崩溃。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本文的基本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亲资本主义联盟夺取了政权，现在正企图贯彻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开始，最高领导层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使一个从未按民主方式运行过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样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化。第一步是实行公开性，也就是舆论自由，包括官方传播媒介在内。公开性的目的是为预期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要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要实现经济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经济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公开性造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
公开性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是，公开性导致“市民社会”在苏联开始形成，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纷纷在传播媒介上亮相，政见各异的松散组织初步形成。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亲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其他观点一样，公开亮相。谁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谁就能博得许多人的同情。
1989年，当局着手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国以半自由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让共产党丢了脸，反对派公开批评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对于好几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社会主义观点风靡一时，尽管绝大多数群众所坚持的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苏联社会中的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经济改革的起步给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带来了机遇。在苏联社会中原已存在着一个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阶级，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这个阶级现在日渐壮大，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他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然而，直到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而言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第三个主要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的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都倾向于资本主义，这或许让人惊讶。但正是这个集团才使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他是俄罗斯议会民主俄罗斯阵线党团的领袖，这个阵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纳西耶夫从前是高级党校校长，还是《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共产党人》是苏共理论刊物。叶利钦同样出身特权阶层，还有他最亲密的顾问、著名的“自由市场”派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K·波波夫，也来自前特权阶层。
1991年7月至8月间，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关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的别墅举行的周末宴会的第一手报道。这份报道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头目的家庭是如何蜕变的，这集中表现在那次宴会上。根据这份报道，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过去都是旧制度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是企业家。过去苏共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孙子，现在是一个银行家，他所在的银行正从国有制转变为合资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孙女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儿子也出席了宴会，他也当上了企业家；其他出席者都来自合资企业或者贸易公司。他们的豪华拉达小汽车已经换成了梅塞德斯－奔驰，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比过去辛苦一些。
为什么有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倒向了资本主义呢？很多研究者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特权集团的绝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们统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国家，他们看破红尘，一味追求权力和特权，在他们升官发财以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享受的这点物质特权，要是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统治者比起来，就太可怜了。西方传播媒介详细报道了已经公开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昂纳克的度假别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集团中最富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度假别墅，也比不上一个小有发迹的美国牙医所拥有的同类别墅。
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不仅旧特权集团的个人成员，甚至旧制度的一些组织机构，也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心向往之。1991年，《读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发行俄文版。他们没有选择前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新资本家做业务伙伴，而是选中了进步出版社、国际书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厂（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所有这些伙伴都是当局的支持者。在《读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的文章，企图抹杀无家可归者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当资本主义面临大萧条的危机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倾注全力拯救这个制度，因为另一种制度与他们不共戴天，社会主义意味着他们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统治集团，它统治着社会并在其中占有特权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管理经济和政府时要无私地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由于这个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工人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作为统治阶级发挥作用。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意识形态和传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特征。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并不想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棵树上吊死，更不用说什么传统。社会的彻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高位上赶下来，还会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必定能从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得益。
但是工人阶级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工人阶级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在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中选择其一，叶利钦一伙凭着反对旧制度和许诺支持社会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形成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统治阶级，这样的统治阶级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倒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和比较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缓地垮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