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压力，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思想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1956年初，毛泽东筹划国家建设宏图时，曾经强调知识分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时，毛泽东对大小事都要依赖苏联专家极为不满，急切想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在中共八大，毛泽东提出，要在3个五年计划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这使他进一步转向群众动员，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动员。相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更愿意相信普遍民众的创造力。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泽东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十分符合以工农为主体的党内干部的口味，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建功欲望、想象力和冒险冲动。
“强国梦”是一个民族梦，快速完成工业化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在20世纪之初，孙中山就预言，“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大跃进就是想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1958年的体制下放，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支撑。向地方适当分权，1956年就提出来了。1957年11月，制定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基本原则是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然而，到了1958年，适当分权的命题走向极端。为适应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几个月内全面、急速地下放权力，范围涉及计划和企业管辖、财政和税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各项权力。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许多企业还层层下放。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