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于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4月20日他出访回国后，立即从昆明赶到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会议已近尾声，彭真已被点名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也已确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仍在杭州，依惯例，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情况由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种做法和以往不同。刘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层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
刘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会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这次会议的。可以明显看出他相当被动。由于彭真已被点名批判，免职势在必行。5月4日，彭真向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今后不管了。刘少奇、邓小平当然只有同意，并决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提交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在会议讨论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见，但陈伯达、张春桥等借口毛泽东已审定而坚持不让改，所以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付诸通过。刘少奇或许感到这是一种党内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却又无可奈何。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即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言。他主要讲了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理解，并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评，历数了自己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错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的同时，会外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报刊上接连发表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表的。“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处分彭、罗、陆、杨的情况正通过小道消息在社会上流传。人们明显地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在日益逼近。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刘少奇？笔者认为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