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31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他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