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我过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有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锺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锺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我曾引过傅璇宗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王培元等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1999），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