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在广州军区离休的叶正大将军，根据以上这一切事实的分析，凭他多年对导航系统的研究与周恩来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却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那么，“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良心有所发现，鼓起勇气道明了真相，给自己这个知情者也是历史的罪人一个“死能瞑目”的灵魂慰藉，也给半个多世纪前深受其害而莫名其妙的遇难者以英灵的告慰，使他们可以真正瞑目了。
在1945年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国共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中共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空军的通知之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便马上电话通知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军统的头目得知这一情报后，便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利落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一位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出主意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这个妙招立即赢得了这帮特务的一致赞赏。
于是，这帮伸向中共要员的罪恶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载有博古、叶挺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该飞机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
在西安休息加油之后，飞机继续按照正常路线向延安方向飞去。
然而，此时的天空忽然间下起了冰雹，并且还刮起了大风，严重地影响到了飞机的正常飞行。
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暗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面在下雪，山下面在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技术和经验都相当老道的资深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神奇地发挥了作用。
就这样，搭载中共众多高级领导人员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就发生了事故。其中原因全在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暗杀阴谋。
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