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期间，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王芸生牢牢把握《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有利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的内地形势是，解放军获得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崩溃，物价飞涨，蒋管区人心惶惶，蒋介石转而准备呼吁“和平”。正当此时，王芸生于11月10日在《大公报》香港版上撰写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列举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罪行，说明蒋家王朝覆灭之日即将来临，此刻与国民党无“和平”可言，对敌人的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社评还叙述了“有战无和”的形势，郑重地说：“事势如此，和平无望。在此情况下，政府自然要尽一切可能，以加强军事，继续打下去，经济自然也尚难好转，人民自然还要吃苦。这一串，好像命中注定，无可如何。但是，我们若于极端沉痛中追思下去，国家情况之所以演至如此情况，并非无故。请想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人类历史虽进步到20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扎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社评最后说：“人类虽然不免战乱，但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在不远。”这篇社评标志着《大公报》已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共的领导。而在内地的《大公报》上海版、重庆版、天津版却因王芸生在香港的这篇《和平无望》的社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压。蒋介石对《大公报》香港版的表态十分恼火，曾几次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在上海的《大公报》代总经理曹谷冰施加威胁，要他对香港版的态度“负责纠正”。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管理新闻出版业的特务头子方治也对曹谷冰说：“你们《大公报》是靠卢布吃饭，为共匪宣传。《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如不马上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方还几次派人包围《大公报》社，声称搜查共党分子。同时，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亦奉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的指示，一再对《大公报》重庆版进行刁难，甚至提起公诉，迫使其屈服。而王芸生的社评却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中共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连贯在宴请王芸生时赞许地说：“你一篇社评的威力，能顶上解放军的一个军团。”
1949年2月28日，王芸生与柳亚子、马寅初、陈叔通、曹禺、郑振铎、叶圣陶等民主人士，登上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大货轮“华中轮”离开香港，踏上北归的征程。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从26日黄昏起，就从各处取走了他们的行李，秘密运上了轮船。27日，他们这批“特殊客人”根据统一的要求，改穿中式短服，装成船员模样，陆续登船。叶圣陶在当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李君（指工作人员李正文）来，一一告以应对之说辞，搭客宜如何说，船员宜如何说，恐海关人员查问。又嘱勿登甲板，以此是货船，甲板上貌似旅客者众，恐致启疑。”负责组织工作的乔冠华要求大家将所有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物品，先取出藏到船上的隐秘处；众人未及带走的行李和书籍，则由《华商报》社负责装箱，以香港交通银行徐文烈的名义，托运北平。
28日上午9时出发前，海关人员来检查，翻看颇细，忽在马寅初的手提箱里，拣出一张照片。这是寅初在抗战前与朋友之合影，因合影者大都西装楚楚，袍褂俨然。海关人员便指为搭有重要客人，扣船不放。经再三交涉，又暗中塞了港币几十元，其始盖印签字，算是“验迄”。近午11时50分，货轮缓缓离港，驶入公海后大家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柳亚子先生在日记中回忆此景时写道：“上午，作诗和圣陶。下午雀战。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元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王芸生讲宋子文，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柳亚子知道同行的王芸生、赵超构、刘尊棋、徐铸成四位均为报人，还各赋绝句一赠。
当这艘大货轮在接近山东烟台时，忽又遭遇两艘国民党军舰的夹击，受到盘问。幸有船长从容应付，且临时改道，倦作向朝鲜方向行驶，才脱离险境。一行人于3月5日午后到达烟台，受到舒同、郭子化、匡亚明等人的欢迎。然后，他们乘车辗转经过潍坊、青州、济南、桑梓店、德州、天津等地，18日上午10时到达北平，叶剑英市长到车站欢迎。
从香港到北平，千里迢迢，这些民主人士透过到处残破、刻划着战争的痕迹，感受到大陆将茁壮地成长起一个崭新的社会。4月10日，王芸生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我到解放区来》一文，文章说：“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华东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非但一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所造的一切谣言和污蔑，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文中他还对自己进行了剖析，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我虽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的，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励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但自己未曾坚决的把握到阶级的立场，尽管主观上要做好，而实际已脱离了人民大众。”他的文章最后，为自己定下了四句话：“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
4月底，中共决定上海的三家民营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继续出版。5月上旬，这三家报纸的负责人王芸生等准备随解放大军南下，周恩来在为王芸生等饯行时，曾对《大公报》肯定两点：“第一，《大公报》是主张抗日爱国的；第二，《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王芸生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表态，甚为感动，更坚定了他为新中国服务的信心。
5月中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坐专车南下。当时津浦铁路尚未修复，只到蚌埠为止，一路上走走停停，时间虽然长，但大家兴致很高，谈天说地，甚至在车厢里展开了讲故事、说笑话的“竞赛”。5月23日下午，王芸生等到达南京，立即受到陈毅的接见，并告之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而战局的发展比陈老总所讲的还要迅速，26日晚王芸生等睡下不久，即听得外边高喊：“上海解放了！”接着就有人挨门通知：“快收拾行李，坐火车去上海。”
天下着雨，街上都是人，人流向火车站奔去。车站上更见拥挤，车厢没有灯光，也不见列车员，不时听得有人高声嚷嚷：“××单位上第几节车厢！”虽然场面显得有点“乱哄哄”，但人们的情绪是兴奋和欢快的。火车进行得很慢，到达距上海近在咫尺的南翔下车已是27日中午了。此时，身着戎装的王芸生已迫不及待，马上找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上海，直奔《大公报》社。他真没有想到，半年前秘密离开上海，又经香港北上到北平，这次却是坐三轮车回的上海。王芸生感慨地说：“这半年来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历史的大转折，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王芸生自回到报社后，他几天几夜没有回家，和同仁一起投入了新的工作。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28日，孔先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父亲随解放军进了城，并已直接去报社安排工作。他告诉我们，父亲抽出空便会来看我们。然而，我们却等了很久很久。有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原来这就是我们阔别了半年的父亲，他已完全变了样，脸黑了，人也瘦了，然而却有军人的风度了。”
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王芸生撰写的题为《大公报新生宣言》的社评，庄严地宣称：“上海的解放，实际是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的时刻，《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
9月4日，王芸生和梅兰芳、恽逸群、金仲华、赵超构等一行30人，乘坐北上列车，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王芸生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坎坷，最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此次，他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心情自然无比激动。他兴奋地说：“在这个大年代里，人民革命震动了全中国，纵使在极冷清角落的一潭死水，也要屡起涟漪而终于波动起来。我是一个职业报人，二十几年来，百忧感心，万事劳形，国家兴旺，息息关心，但因在做报期间，始终抱着司马迁‘戴盆何能观天’的观念，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所以总还与‘匹夫有责’隔了一层。但到1949年，我再不能做微起涟漪之水了，毅然投入汹涌前进的洪流。1949年春天，我曾经到‘北平’住了两个月，清算了自己，也改造了自己，抛弃了消极玩世而自以为清高的习性，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当时有朋友担心他继续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对他说：“你还是在台下看戏吧！”他却毫无踌躇地说：“我要扬弃那种消极旁观的旧态度，而不顾能力不够学识不足的缺陷，愿意把自己作为壤土细流之献。”
1949年10月1日，是伟大庄严的一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王芸生与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慨地说：“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
《纵横》2001.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