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是怎么抓“样板戏”的
1964年7月1日，彭真在《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第四点“内容和形式问题”时说：“革命的内容应该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统一起来。改革的困难也在这里。京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演古代有它的一套了，演现代的工农兵还没有形成一套。这次创造了一些，但还只是取得了初步经验，还需要继续总结经验，继续创造，继续改进。”彭真的讲话触及到了“样板戏”突破与探索的关键问题，这也是江青要解决的艺术难题。实践证明，在建国后大批优秀的戏曲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以及江青的强力干预下，“样板戏”体现了“旧瓶装新酒”的实绩。
对于彭真、周扬等位高权重的文化官员来说，当时作为电影处处长的江青粗暴干预文艺，她的建议只是被当作姑妄言之的说法。心高气傲的江青在当时由于毫无实权，备受冷落，心中十分不快。江青关于戏曲改革的意见在北京文艺界不受重视，但是她很快摆脱了孤立。1962年的冬天，她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鼎力支持。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组织评《海瑞罢官》，得到了毛的直接支持。她说：“没有主席的支持，没有柯庆施同志的具体的支持是出不来的。修改了很多次，我都看了三次。”
江青插手“样板戏”创作的过程，是权力野心步步膨胀的过程，也贯穿着与周扬等“保守派”话语权的较量。在“样板戏”的草创期，江青与当时“保守派”存在诸多分歧。江青辩护道：“他们说我们的革命的现代戏，是话剧加唱。他们才无知哪！中国的戏从来就是话剧加唱。他们说我们的戏是白开水。白开水又有什么不好呀！没有白开水就渴死了，有了白开水就可以做出别的东西来了。在会演的时候，主席批转了姚文元同志的一篇文章叫全体同志学习。但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只承认我们有两个半戏，哪两个半？《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是半个。”“文革”爆发前，“样板戏”得到了有限的承认，但是并没有蔚为风气。它的发展难度在于，“保守派”仍然掌握文艺话语权，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们有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实绩作为资本，仍然坚持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五四”精神二者融合的文艺观念与文艺路线。而要撼动这一牢固的根基，非有强大的外力不可。在毛主席的帮助下，江青借助林彪的支持，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确定了“文革”文艺的总纲领，《纪要》的出笼，开始了江青与林彪政治合谋的蜜月期。
最早进入江青“样板戏”系列的作品是《红灯记》。该作品源自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执导拍摄的电影《自有后来人》，成为1963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各地文艺团体、剧种本着革命无先后的态度，纷纷改编此剧。长春电影演员剧团近水楼台，先改编成话剧，取名《红灯志》。上海沪剧和中国京剧院改编本都叫《红灯记》，也有的取名叫《红灯传》、《三代人》和《一份密电码》等等。京剧版本在哈尔滨公演后，又恢复原名《革命自有后来人》，此剧轰动一时。这一年的秋天，江青在上海看了爱华沪剧团的沪剧《红灯记》之后，决定将它进行改编。不久又将看中的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指示改编为京剧。之后，江青将《沙家浜》推荐给北京京剧团，并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该团的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萧甲、迟金声任导演，赵燕侠、高宝贤、周和桐分饰阿庆嫂、郭建光和胡传奎。这次编演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陪同江青观看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将编剧们安排到颐和园，因为这里拥有与阳澄湖同样美丽的湖光山色，并调回了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片的著名老生谭元寿、马长礼等，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3年12 月 25 日至1964年1月22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张春桥请江青到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自此之后，江青正式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她将京剧现代戏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道德教化、坚持三突出原则、塑造高大全英雄形象等创作原则推向了极端。
江青遵照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几次指示，将“样板戏”锻造为推进“文革”的意识形态工具，她自始至终自视为“文革”文艺的旗手（虽然毛泽东对“旗手”这一说法表示反对），她独占“样板戏”的成就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1969年5月13日，江青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部分人员讲话时说：“样板戏不许别人插手改，只有我和群众一起改。一个交响乐《沙家浜》就出很多洋相，现在还没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