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照（张雅心摄）
如果以1963年江青正式插手京剧革命作为起点的话，到如今“样板戏”恰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旅程。作为几代人的历史记忆，“样板戏”汇聚了太多的毁誉、功过与是非。
“样板戏”何以能够一家独大？
“样板戏”到底是如何炼成的？首先还要看它的艺术类型，它属于戏曲现代戏，也就是以传统戏曲形式为载体，以当代的历史和人物作为内容，目的是实现戏曲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即所谓“旧瓶装新酒”。这种创作模式来自延安时期的“旧剧革命”，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推崇备至。延安旧剧革命的艺术成功和社会影响，一直被中共领袖和艺术工作者视为艺术革命的优良传统。上世纪50年代末，当现实的政治需求越发急迫的时候，戏曲现代戏、尤其是京剧现代戏的重要性就不断被提高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传统戏曲和新编历史剧则无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
毛泽东1963年的9月、11月、12月连续作出了四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表达了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与文艺发展现状的不满。这些批示既是“文革”文艺革命的舆论准备，也成了日后“样板戏”的合法性依据。毛泽东既反感传统戏曲思想主题残存的封建遗毒，也不满新编历史剧依旧没有改变“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局面。“两条腿走路”、“三者并举”的戏曲发展格局，到1966年被“样板戏”一家独大所中断。
江青的艺术实践
“样板戏”的发展是江青在艺术实践上极端推进的结果。反过来也要看到，“样板戏”的风生水起、辉煌一时也是它选择了江青的结果。
从外部因素来看，江青之所以能够插手京剧现代戏改革，与毛泽东的直接支持密不可分。建国后江青因为“文化疗养”的原因关注文艺创作现状，成为毛泽东在文艺战线“流动的哨兵”。江青在“文革”前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五大秘书”之一)，协助毛泽东了解、调查文坛状况。毛曾经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林默涵回忆道：“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了。江青作为毛夫人，具有作为文艺哨兵的特殊地位。她参政以后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也依托的是这一身份。总之，身份的“光环”造就了江青日后的发迹，而江青恰恰也善于利用身份这一无形权力。
从主观条件来看，江青本身具备一定的艺术才能。她在青年时代曾经接受过文学教育，具有丰富的演艺经验。1929年夏,江青（当时叫李云鹤）曾经进入济南赵太侔任校长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戏剧。1931年，她又向时任青岛大学的教务长赵太侔求助而进入青岛大学读书。这些学习经历为日后江青投身演艺与创作打下了基础。江青在三十年代从大上海来到贫瘠落后的根据地延安，她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文艺演出，例如《打渔杀家》等戏曲，宣传抗日，影响很大。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认为，要全面和正确地认识江青，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进步青年的江青在延安从事过戏曲现代戏的改革实践。1938年7月7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舞台上演出了新编京剧《松花江上》，江青扮演萧桂英，阿甲扮演萧恩。毛泽东也去看了此剧的演出，十分赞赏。江青还扮演了三幕话剧《流寇队长》中的日谍、破鞋姚二嫂。毛泽东称赞此剧为抗日斗争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