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欠的账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产生，汪东兴完全清楚。他知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也知道它产生的背景。可是他用“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样的语言来反对。
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产生的情况，我了解得很清楚。那是在1977年、1978年多次影响很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众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
197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带信到国务院研究室，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写一篇大文章。于是由国务院研究室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冯兰瑞等人参加，还请外单位的工资专家参加，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写成后送邓小平看过，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修改最后定稿的。
写作这篇文章的具体过程汪东兴也许不会清楚，但是邓小平对按劳分配问题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了邓小平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可以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讲那番话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是反对邓小平的。不过他多少有点顾虑。因此多说了一句“对活跃思想有好处”之类的话，但是他又用“矛头指向主席”这样的话来压人，他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东兴在讲话时，一开头就批评：
“现在报刊宣传党性不强，个性没有服从党性。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一股气，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终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