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欠的账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