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代表12年来从未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图)

2014-03-19 07:23: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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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一位早早进入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仔细翻阅当天的会议文件。本报记者郑萍萍摄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政协的文艺和体育界别是那些“追星”的记者喜欢光临的地方。今年,文艺界别第一次小组会前,由于到场记者过多,工作人员不得不临时用发号的方式维持秩序,引起了哄抢。

  事实上,在一年一度最大规模也是最高规格、讨论决定国计民生重要事项的政治会议上,明星们并无特殊之处。

  此前多次缺席会议的田径明星刘翔委员这次在小组会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体现了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报告还明确要出重拳防治污染,作为政协委员应从自身做起,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另一位体育明星姚明发言时提到,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谋划体育工作新思路。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则建议,“继续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引人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指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电视电影,都需要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和无束缚的想象力。但有时看到、听到很多编剧、导演、演员顾虑作品通不过审查,修改了很多精彩的部分。

  文艺界别的不少人提起了限制文艺晚会对演出市场的影响。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林文增说,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行为,影响到国家艺术剧团的演出,前段时间连歌剧《江姐》也“不敢演了”,一刀切的政策不利于文化繁荣。

  这些严肃的发言有时会被打断。不顾对会议秩序的干扰,一些记者甚至工作人员,开会时也会去找明星索要签名或合影。

  相对来说,分散在代表团里的歌唱家廖昌永、吴碧霞、演员奚美娟等要清静许多。

  对于人数既超过人大代表也超过政协委员的3000多名中外记者来说,两会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场合。在这里,整个国家的各界精英云集。

  一旦被认出,他们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在艰难的围追堵截之后,站在外围的记者们收回录音笔,会互相打听:“这人是谁?”

  政协经济界别是记者需要提前排队才能进入的热门区域。有一次,工作人员甚至提议,让记者们分批进入,听10分钟再换一批。这个提议遭到了抗议,有记者说:“你们不是反对断章取义吗?只听10分钟,怎么能不断章取义?”

  年过八旬的厉以宁委员格外受关注。除了记者的提问,甚至同组的很多委员也会就一些问题“向厉老师请教”。

  一位重庆的女记者能讲出许多诸如在厕所门口堵住厉以宁的故事。她说,自己报道两会多年,年年都要来听听厉以宁说什么。她不无夸张地形容,没采访过厉以宁的记者,就算没来过两会!

  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有次被几位记者发现,为他解围的是一位突然冲出的女记者。该记者打断同行的问题,向陈德铭提出合影。陈德铭与她照了张相,然后趁机脱身。他开玩笑地说:“这(照相)是免费的,回答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3月13日,在8天半的会议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们按下表决器,各项报告依次通过。这是两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神秘的表决器就像交通信号灯一样,分为红黄绿三色,分别表示反对、弃权和赞成。极少数代表会作出第四种选择:不按表决器。

  相较而言,对“两高”报告亮“红灯”的代表最多。

  68岁的河南金龙铜管集团董事长李长杰代表说,他一直在思考“两高”报告失票较多的情况。12年来,他对两高报告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

  他说,代表们不应仅凭个人好恶来投票,应该高屋建瓴来看待两院的发展。

  李长杰说,2005年他所在的企业被南方一家企业盗取了商业秘密,他们起诉后,河南法院、上海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难坏了”,因为我国没有商业秘密保护法,缺乏判案的标准。直到今年,案件才在上海审结。他说,近10年时间过去了,一个知识产权案拖了这么久,很显然有些滞后,“如果我情绪化地来看我们高院的工作,我就给它投反对票”。但作为人大代表,他又理解,这类案子长期缺乏判案标准。

  对于那些投反对票的代表,李长杰同时表示理解。“只要实事求是给我们两院提出了鞭策和意见,都没问题。”但他认为,代表们“有的情绪化一点,有些理性化一点”。

  “我们在最基层直接接触到老百姓,他们反映的声音,可能会影响到我在大会堂里按按钮。”上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也表示,在按下表决器的时候,自己会考虑全局作出总体评价,而不是考虑个案。他解释说,有些事情自己的打分是80分或60分,如果投反对票,就不太公平。而投赞成票也不意味着百分之百满意。“我赞成,但是我对你不是没有意见。”

  当过多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已经卸任,但他履职期间,几乎每年开会都有反对票和弃权票。他对记者说,不赞成“一辈子从没投过反对票”,“那些人不明白,我投反对票,更体现了我的忠诚”。

  今年,中信锦州金属股份公司总经理齐牧代表在会上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人大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他的一个建议是改革代表选举制度,例如人大代表选举时有没有可能进行演讲,让选民和代表认识,谁都不认识如何选举?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委员今年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向外界介绍自己的履职生涯。她在3月4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上通过近5000字长文、4幅照片的“专版”,介绍自己过去6年里建言献策的工作。

  其中提到,李小琳6年间提交了25份提案,涉及电力改革、新能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份《实施发电优化、促进节能减排》的提案,曾获上届全国政协颁发的“优秀提案”奖。

  这就是两会。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上,是人们常见的景象:裹着红大衣的服务员,英姿飒爽的警察,各种姿势的拍照,以及人民大会堂的背景。而在那些需要经过人工、仪器、警犬安检才能进入的会场内,各种声音、各种选择交织在一起。

  每当举行全体大会,人民大会堂一楼的衣帽区就会挂满代表委员们的深色大衣。总理做报告时,人大代表在一楼会场,列席的政协委员在二楼会场。一位委员说,此时实际上最抢手的位置是上海厅、广东厅等分会场,那里无需正襟危坐,而且提供电视现场直播。有些委员喜欢拿着报告到回廊里漫步或喝茶,或在《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拍照留念。一楼的代表有时也会到二楼照相,从这里可以俯瞰会场。

  楼上有时会有外宾受邀观礼。他们中的一部分端着小望远镜,从这里眺望中国政治。在一楼的西大厅外一侧有台极小的电视机,穿着黑衣的安保人员工作之余,会笔直坐成两排,默不作声,从屏幕里打量这个近在咫尺的盛会。

  本报记者 郑萍萍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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