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请问李东东委员，您一直以来在新闻出版战线工作，请问您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新媒体手段宣传政协工作？在以往工作中，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有哪些实践探索？这方面是否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 李东东（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政协的工作也需要让人民群众了解，并且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感到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政协和人民群众之间互相沟通与联系的桥梁纽带，因此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逐渐担负起跨媒体、跨区域、跨层次舆论传播的传播介质的角色。我们强调充分运用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做到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呈现的立体化。现在公众对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要求都高了。说到底是通过提升传播能力让民众更好地了解到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比如说不少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都设立了直播间，让政协委员和群众直接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和交流。这种方式是最直接的、最便捷的，也是最有效的。
政协现在有《人民政协报》、《中国政协杂志》、《纵横杂志》等等传统的纸媒。同时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宣传平台，“两会”期间记者朋友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会议动态的短信，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今年首次启用了微信公众平台，把会议最新情况等及时推送给大家，在第一时间多角度宣传政协委员的履职情况和成果。记者朋友们还可以搜索“政协新闻组”的公众号关注。
在新闻宣传方面，希望在座各位记者朋友多配合、多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做好政协的新闻宣传工作。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请问卞晋平主任，今年俞正声主席作的工作报告中新添了履职一项，其中谈到要努力构建科学规范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制度体系包含了哪些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卞晋平：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所谓政协的制度体系就是完善履行协商民主职能各个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使其更加规范化、程序化。政协作为我们国家协商民主建立的象征，经过60多年它的制度体系现在总体上已经初具规模，包括宪法对于它的规定，有中央文件的规定，有政协自己的章程，还有各个层面的工作规章。随着实践的发展，有许多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四种形式，协商座谈会的形式都是新课题、新内容，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思路和想法，刚才佳义委员已经谈到了，我就不重复了。
面对这个形势，我们政协带来许许多多的变化，这个变化需要实践中不断总结，把它上升为制度。比如过去协商渠道没有现在这么多，协商层次没有这么普遍，佳义刚才讲到现在是全社会的协商，不仅政党间要协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基层组织都有一定的协商职能。现在在全社会协商的大背景下，在协商更多地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时候怎么办？不仅实践要跟上，总结和制度要跟上。记得80年代我接触政协工作的时候，老百姓普遍不了解政协是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了解政协、知道政协，并且对政协的工作也关注、也监督。借用一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的协商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涉及到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家知道，成都有个曹家巷改造的问题，在网络上很多人关注，成为群众关心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典型案例。这个案例说明很多问题，说明在群众生活中协商越来越普遍，因此政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想我们要眼睛向下，工作下沉，更多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制度建设方面，制度是反映实际的，政协怎么发挥这个作用。今后作为界别，这方面要更多地总结和发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叫政协？政协就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组成的协商组织，党派、团体这些都统称为界别，界别是政协的特点。什么叫委员？委员是各界的代表。因此所谓的表达权、参与权等等主要是反映界别的声音。在这个方面政协要更多地加强、突出。我们的制度体系都要围绕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完善。
团结报记者：请问赖明委员，提高参政党素质是民主党派在协商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前提，知情权是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水平和民主监督能力的重要保证。您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对于目前民主党派的知情权以及知情的深度、广度如何评价？对今后扩大民主党派知情权方面又有怎样的建议呢？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 赖明：这也是两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对目前的民主党派知情权有什么样的评价。正如你所说，知情权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重要保证，但是不仅仅取决于知情权。民主党派要做好参政议政工作，首先要对国家、党的中心工作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要对老百姓关心什么、想什么要有了解。这个知情权是最大的知情权，也是最重要的知情权。我们了解了知情权还不够，还需要深入地了解党和国家在做什么样的决策？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最近若干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的知情权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而且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举个简单例子，每年民主党派固定的和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协商、座谈的次数至少有5次，比如从现在开始，年初要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协商，再过一段时间要对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协商，再过一段时间要对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的主题进行协商，再过一段时间会对年底的经济形势进行协商，每年春节还有一次座谈协商。对这些要协商的主题的知情权我们了解的深度、广度是足够的，比如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讲一个问题，四中全会中共中央讨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已经把一些初步打算告诉了我们，希望我们围绕四中全会，要说什么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提哪些问题，怎么来提这些问题，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及早的提出建议。而且中共中央还委托有关部门专门跟我们进行了协商，同时给我们留出了足够时间，让我们就相关问题深入地调查、认真地研究，汇聚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汇集广大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呼声、诉求和愿望。从中共中央来讲这个工作做的非常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举几个例子，如果对某方面的问题比较关心，比如刚才提到的建筑产业化。在这个问题的调研中，住建部对我们的支持非常大，他们专门派出了相关司长陪同我们调研，主管部长和我们一起沟通。只要我们需要了解，他们都能够把他们知道的或者掌握的材料能够提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视角，从超脱的角度提出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地方的同志也是这样，每一次出去调研，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只要是我们需要的材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我们要不到或者拿不到、看不到的材料。应该讲，知情权的深度和广度是足够的，至少从我个人体验来讲是这样的。
是不是就非常完善了？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职、更好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在知情权方面是不是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了？我觉得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做得非常好，但是基层有一定差距。总体来讲，基层党委政府对各民主党派知情权给予了充分保障，也给各民主党派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机会，了解有关方面的决策。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做的是不够的。比如昨天九三界别在讨论的时候，有地方同志就说到有时候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明天要协商，今天晚上通知党派负责人，明天要协商某问题，不给材料，也不说如何协商、也不说如何讨论，但是到第二天主要领导有其他工作就取消了，下一次再说吧。“下一次再说”可能是遥遥无期，可能又是突如其来。这的确在个别地方是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注意到刚才佳义委员和晋平委员都讲到中共中央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尤其是制度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全国政协专门制定了协商计划，相信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率先垂范，地方党委和政府也一定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如果说还有改进的，建议让民主党派的成员更多地参加到政权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参加到国家政权是比较多了，但是民主党派如果能够更多地参加到国家政权当中，对推动国家的协商民主的进程，促进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有帮助的。比如九三学社有一位成员是我们农业部的副部长，我们在提出一些农业方面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意见的时候，由于他的存在，我们对很多问题执行过程中碰到的困难也了解的更加充分。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后民主党派加强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也要给民主党派开辟更多的空间参加国家政权。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前不久俞正声主席在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议上专门对这个问题对地方党委提出了要求。相信随着中国协商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民主党派的知情权的深度、广度会更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能够得到更好地发挥。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记者：请问卞晋平委员，在建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公众的民主参与意识非常重要。请问您觉得从小培养公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中，教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卞晋平：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结合自己说一说。教育太重要了，越是从小教育越重要。它可以塑造一代人的品格、风格，塑造他的时代特征。我们从小在学校、在家里，我最近正在回忆我们小时候都唱什么歌，小学的时候都唱什么歌。要讲教育很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我说这个歌是综合教育。我们在幼儿园讲浪费一粒不应当，讲爱国节约。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少年先锋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入队时的宣誓，辅导员讲：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时刻准备着。类似的事情很多，那个时候每个阶段、歌声、教育、思想道德这些方面的教育的时代脉搏感、脉动感非常强。我们这一代人过来，有许许多多共同的东西，而且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总结。
从小时候教育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我盘子中从而不浪费一粒粮食，有时候拿的尽管不好吃，但是尽量吃干净不丢掉。不浪费粮食、不说谎这就是“家风”，这就是家庭教育。而学校教育，对于我们后来形成，比如当时学习雷锋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所以教育该在什么阶段给予什么教育，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家长对于孩子从小到大都要给一定的教育。过去有过一段时间的教育缺失以后，带来的影响是整整的几十年，一代人。我注意到今天早晨坐汽车来的时候听交通台，泰国飞机上三起华人游客发生肢体冲突。我注意到在世界文化遗产轨迹上面，也有我们去那儿刻字“到此一游”，这都说明我们教育的缺失。
我还注意到在公务员队伍里，有的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但是他与别人合作意识很差，对个人和组织、自己和工作关系上表现很差。我与年轻干部谈的时候，你们有很多长处，你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学科知识比我们多得多，有先进得多了。但是你们缺了一些，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下过乡的人、做过工的人、种过地的人，缺了这些方面的东西。你是教育台，你们的责任很重大，而且一定意义上你们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传播者，你们的作用超过了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希望在这方面你们多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