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百姓体质虚弱之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将西方世界的“病夫论”与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将中国成为“病国”，完全归因为国人都是“病夫”的人。
梁氏的这种转变，与他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害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的优胜劣汰，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后来的纳粹主义。受此理论毒害，梁氏一改从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国人种族进化才能救中国”；相应的，“病夫”这个词，也从之前专指无力改革振兴的国家，转而指向了身体孱弱的国民——梁氏受“社会达尔主义”的毒害有多深，只要看他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本小书里，西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好的，东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国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被彻底优胜劣汰掉。
在晚清舆论界，论影响力，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梁启超相比。故《新民说》一发表，就迅速流传开来。用“病夫”来形容国人体质虚弱，也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陈天华1903年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本名曾朴）；《孽海花》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
晚清鸦片吸食者。“洋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身体”和“洋人嘲讽国人是东亚病夫”，近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视二者为因果关系。但该逻辑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绝大多数鸦片其实是自产而非进口。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为此不但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了“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了西方对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了每个国民的内心深处，使每个国民在面对这四个字时，无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侮辱和伤害。
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说道：“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此时，国人已经毫不怀疑，“东方病夫”、“东亚病夫”这类名称，一定是西方世界对国人体质的侮辱和嘲讽。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里，即如此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的“口出狂言”：
“鄙人（指俄国大力士）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到1940年代，蒋介石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批青年干部训话时，也如此说道：“现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首先就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我们民族的体格，就可逐渐恢复健强，一洗东方病夫的耻辱！”1987年，邓小平也曾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东亚病夫’。”
至此，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对“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理解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即：这是傲慢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挂在嘴边的对中国人体质的一种尖酸的嘲讽，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容忘却的耻辱，洗刷这一耻辱，是所有中国人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