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可见，晚清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非但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毫无关系；而且连所谓的“讥讽”、“嘲笑”的意味，也同样是不存在的。
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改良派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因为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建设性批评的善意，所以并无丝毫反感之意；而且还将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着述之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严复和梁启超。
严复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强》中说：“一国之事，同于人身”，所以，“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氏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认为改革若不从根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着手，那么，变法图强的结果，只能让这个“病夫”死得更快。在阐述具体的改革问题时，虽然严氏也提到了鸦片和缠足，认为二者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并没有使用“病夫”这个词来描述国人的体质状况。通观整篇文章，“病夫”这个比喻只属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
梁启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改良派喉舌。在他1897年发表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氏表达了和严复类似的意见：他也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同时也不赞成不从根本上（兴学校、改官制等）着手改革、而单兵突进模仿西方“练兵”来强国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给“病夫”治病的办法，而是在模仿身强体健的壮士的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治愈“病夫”，反会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战纪叙》里，同样明确地将中国和土耳其并称为“病夫”，而且将二者的“病”说得非常明白：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从这段描述里，可以看出梁氏的“病夫”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影响；而且和西方舆论对“病夫”的定义完全一致：中国之所以成为“病夫”，是因为其内政、外交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从梁氏如此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说，也可以看出，当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了解西方“病夫”说的真正内涵的，并没有受辱、反感和抵触情绪。
但到了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人为强行扭曲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在该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启超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曷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