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非一个贫弱的中间地带国家，不应允许世界重回冷战年代。适度参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适当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既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尝试，也是中国分头践履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承诺的实质举措，更是中国为自身改革攻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主动作为。
就在俄美剑拨弩张的同时，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本线索也在浮出水面。
基辛格深刻了解乌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位战略家在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乌克兰危机如何结束》一文中明言，乌克兰“绝对不能成为一方与另一方对抗的前哨”。他主张寻求达成“平衡的不满意”并提出四点建议：(1)乌自由选择对外联盟方向。(2)乌不加入北约。(3)乌自由组建与民众表达意愿相一致的政府，随后在国内实施和解，在国际上采取中立。(4)俄承认乌对克里米亚主权，乌允许克里米亚享有更多自治权并消除俄驻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地位的所有不明确因素。在基辛格提出的意见中，除第四点外，其它三点存在实现的空间。
3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代表中国政府在安理会就美国起草的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投下弃权票后，就“在法律和秩序框架内”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尽快设立国际协调机制，二是各方不采取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三是国际金融机构协助乌维护经济金融稳定。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应对国际热点“方案意识”的体现，说明中国已在做是否参与政治解决的思考。
17日，俄外交部建议成立乌所有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支持乌克兰联络小组”，目标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确定乌克兰国家体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军事政治中立地位。这一信息并未引起国际媒体和一些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他们的视线集中到更大的兴奋点上去了。
也许是因为还在进行内部扯皮、辩论和与俄沟通，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具体设想仍然缺位，这是不可理喻的。英国尤为卖劲地鼓吹对俄实施严厉惩罚，与德国、法国的保留态度形成对比，看来这个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三心二意的岛屿确实对欧盟的整体长远利益不太上心。乌克兰危机同时也是欧盟的危机。欧盟要想避免在俄乌之间作选择、避免吞下俄美全面交恶的苦果，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私心私利，尽快站到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上去，拿出自己的有力方案。
应当相信大国的智慧，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保持谨慎的乐观。
中国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实化三点建议、加大外交力度，为习近平出访欧洲期间的一系列重要会晤做好准备，用好这次由最高层直接出面广泛做各方工作的契机，推进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主张。习近平在欧洲将会晤德国、法国这两个欧盟领导国家的首脑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并在核安全峰会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世界主要领导人会晤，也可能见到俄总统普京。尽管俄方尚未明确普京是否与会，但缺少了俄罗斯的核峰会将意义大减。
中国的方案需要兼顾乌克兰人民的诉求，反对进一步削弱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事关整个国际秩序。由乌克兰人民以国土被肢解的命运承担大国相争的主要恶果，将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耻辱、肮脏一页。中国如果在这场危机中拒绝向乌克兰人民显示同情，那也是对自己民族屈辱记忆的背叛、对反分裂问题的错误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