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东北亚的三个最重要的国家都已经在一个月内先后建立起了各自特有的安全机制。但是，较之中韩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诉求，日本的“国安会”却因其目的多样性而显得有些动机不纯。
安倍密室政治重建战前体制
相对于中国寻求强化国家安全以及韩国立足于朝鲜半岛的诉求而言，日本“国安会”的机构设置是大不一样的：中国尚未落实的委员会和韩国最近恢复的“国安会”常设机构的人员构成都显出了以安全、国防为中心的要素。
而日本国安会的核心则是以首相、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参加的“四大臣会议”。日本媒体指出，“四大臣会议”构成的核心将直接负责制定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政策。由于这四人同时也是日本政府的核心，因此，外界已经就此产生了安倍当局借“国安会”成立这一当口企图混水摸鱼的怀疑。
事实上，就安倍当局“四大臣会议”领衔的国安会体系而言，由于日本又在同一时期通过了禁止媒体等民间渠道了解政府决策信息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对此，已有分析人士将其与日本在二战爆发前设置的“五相会议”加以对照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日本“国安会”的“四大臣会议”与二战时的“五相会议”有着相近的机制。
分析人士指出，“五相会议”即日本首相兼外相、海相（即海军大臣）、陆相（陆军大臣）、藏相（财政大臣）针对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召开的会议。广田弘毅（Kouki Hiroda）、东条英机（Eikichi Tojo）等甲级战犯都曾是这一会议的参与者，而当年确定对华作战方针、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重大决定也都是出自该会议。另一方面，现在的《特定秘密保护法》与二战前的《军机保密法》也有相近之处。1937 年日本就修改了《军机保密法》，加强了对所谓国家秘密的监管，并最终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因此，尽管安倍一再强调其保密法案的用意是要与美国分享其拥有的情报，但日本历史上的一系列教训却也难以让人轻易忘却。
此外，安倍本人一再坚持的“摆脱战后体制”的诉求，也让他领衔的“四大臣会议”及其此后的日本“国安会”显出了更为令人不安的因素。伴随着安倍当局的“安保三箭”在12月17日最终得到确立，加之安倍本人对于修改有关日本宪法中“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也表现出了“强烈意愿”，目前，伴随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先后出现，安倍当局已经可以在日本政坛上建立起一种“密室政治”的结构，日本当局此后是否会借此将修宪的事宜秘而不宣地加以讨论呢？这一点就值得国际社会保持警惕了。
于是，尽管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都已在2013年的岁末就各自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国安会”的形式作出了回应。但是，伴随着中韩两国在其各自措施中显出强烈的国防与国家安全色彩，日本的这一举措就已经成了一种趁着建“国安会”的风潮而混水摸鱼的行为。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