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不管奥巴马是否相信“美利坚帝国”的存在，但美国的“帮派之交”实则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共同体。自二战以来，从朝鲜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无不是美国以自身之是非为是非而发动。朝鲜战争，因眼见社会主义朝鲜将统一半岛，美国率领“联合国军”一直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越南战争，因为担心越共势力控制整个越南，美国纠集了日、韩、德等参战；海湾战争，因为害怕萨达姆扼住西方石油的咽喉，以美国为首的反伊联盟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伊拉克，也成为美国搞“现代化战争”的试验场；科索沃战争，则是为了捍卫美国推崇的“共同价值观”；伊拉克战争，则是因为美国认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难怪普京会说，在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不把美国视为“民主的楷模”，而只是一个穷兵黩武、纠集盟邦党同伐异的强权国家。
这种拉帮结派的作风不仅仅针对“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利益至上的信条下也可以拓展到“并不满足最高国际准则”的政权身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为了埃及的“中东稳定器”作用，以及美国在苏伊士地区及埃及领空的特权，在埃及军方血腥镇压示威者之后，美国援助的武器仍不断进入军方武库。美国政府拒绝将穆尔西（Mohamed Morsi）倒台定性为政变，因为“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美国的老朋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虽然人权记录劣迹斑斑，却因为敦睦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以及反恐的需要，而得到美国的“赦免”，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抛弃；两伊战争中，由于里根政府深怕伊朗战胜，萨达姆（Saddam Hussein）有美国默许竟然动用化学武器，自己最后却落得被美国兵从地洞里抓住的下场。
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却是“君子之交”，其主旨在于“君子和而不同”。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求同存异就成为外交的信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代后，邓小平在领土争端中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而在随后的发展中，“尊重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成为中国外交的政策指向，坚持平等互利，坚持多边主义，尊重世界发展的多样性正是对“和而不同”的进一步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