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提高中日经济政策的乘积效应呢？第一，日本应该将如何应对金融改革导致的信用风险这一惨痛经验告诉中国。如果中国举措失当，将动摇世界经济，并对日本经济构成打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警告称，“迅速的信用扩张将引起去杠杆化，使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必须慎重加以管理”。而美国花旗集团高级顾问威廉·罗兹(William R.Rhodes)则提出忠告称，“虽然利率自由化是必要的，但应该与银行制度整体改革同时慎重推进”。
第二，应在亚太市场战略上展开合作。中国目前在以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和环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代”走在后面。李克强在谈到这些FTA时表示将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应对，但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一位学者指出，“李克强将选择推进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而日本的作用将非常重要。不应将亚太地区作为中美进行对峙的地区。日本的使命是在TPP和RCEP之间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第三，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加强合作。中美将在应对地球变暖上展开合作，而在基于核电站危机的新框架制定方面，日本的作用将非常重要。
中日经济关系具有沉重的历史。笔者曾负责采访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中日贸易，曾深夜采访中日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冈崎嘉平。冈崎嘉平太曾与周恩来进行多次会谈，积极致力于邦交正常化。在恢复邦交的大背景下，大型商社也开始接受中日贸易4条件。而邦交正常化的背景是日本的高度增长。
日媒分析认为，在任何时代，都是经济推动政治和外交，而政治决断反过来给经济带来巨大推动力。日本担心中国进军海洋、进而加强日美同盟是理所当然的，但仅仅因无人岛问题就听任前人构建的中日关系冷却，却是不合情理的。经济相互依存将防止危机的发生。中日应该寻求“共同利益”，将“安倍·李克强经济学”放在新关系的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