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简而言之，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中国外交工作座谈会后，中央的外交工作方针明显对周边外交更加重视。一个“大周边”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对很多学者而言，除了中国接壤的14个邻国是中国周边外交重点之外，其他与中国地理接近(比如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或邻国的邻国)，都可以作为“大周边”外交的范畴来进行统筹考虑。一些中东欧国家甚至也被看作是“大周边”的重要外围范畴，需要加大力度“经营”。二是习近平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实际上等于给中欧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它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西部边界，将欧洲也纳入这个“体系”当中，欧洲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彰显。第三，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迫切需要第三方的支持。因而外界看到中日之争的“口水战”先是在双方驻欧大使的“地盘”里打了起来。习近平访欧的时候，还在德国公开批日。欧洲的一些国家对纳粹的反对以及对历史的反省，都是中国可以联合与借鉴的力量。欧洲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政治发声的舞台，这似乎是中欧合作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颇为看重的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未来欧洲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看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次到访德国，特别是不久前习近平访欧，将中德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能看出端倪。这种称谓是中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如果比较中国和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似乎都更“高人一等”。对德关系的重视，其实是中国更加重视欧洲的反映。毕竟身为欧盟、欧元区领军国家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欧洲的声音。所以也不排除未来中国和欧洲某国，甚至欧盟整体关系定位的“升格”。

　　第三，欧洲是中国平衡对美对俄关系的必需品。

　　如以上所言，中日关系发展要找另一个支点一样，中欧关系发展也离不开第三方。第三方的喜怒哀乐，将影响的中欧关系的起承转合。在过去许多年里，扮演第三方的是美国。中欧关系的很多重大事件，期间都有美国的影子。比如至今欧洲依然对中国维持1989年之后的武器禁运，始作俑者是美国、坚持论者也是美国。尽管一些欧洲国家有不同声音，但美国凭借其对欧洲盟国的强大影响力，在客观上部分“操控”了中欧关系发展的路径。

　　但随着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中国的发展成为欧洲的巨大机遇，更多的欧洲政治家已经看到了这种历史趋势的必然，所以中国未来“利用”好欧洲牌与美国进行博弈，也是一件并不难，且会获得效果的事。这次在荷兰海牙全球核安全峰会之后，习近平和奥巴马分别展开了访欧行程，媒体自然将其进行对比。敏感的巴基斯坦媒体就注意到，美国欧洲虽然是同属西方文明的盟友，但奥巴马不能给欧洲提供市场、就业等欧洲急需的“养分”，因而欧洲更喜欢中国这个“新密友”。

　　此外，克里米亚危机的出现正好给习近平访欧增添了一丝“新意”。俄罗斯又逐渐成为中欧关系的“第三方”。中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政治水准，双方的定位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比中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更进一步。“协作”意味着对某个共同目标的配合行动，因而具有“准盟友”的色彩。

　　但中俄关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欧关系的停滞，相反，中欧关系也需要平衡中俄关系，由此中欧关系也会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机遇。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中国维持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获得了一些欧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克里米亚危机事实上让中国找到了一个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适当平衡”的、不影响国家利益的机会。可以想见，这种在美俄间的平衡机制，是中国今后发展对欧关系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