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至1895年的10年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建立“国标”，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甲午战争日本即将获胜之际，日本政府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钓鱼岛等岛屿“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事实上，关于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冲绳县并未立即执行。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上完全不知情。

　　既是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