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无王管” 中国不做远洋渔猎野蛮人

西非海岸的中国渔船队

　　大公网讯 特派记者李理

　　发自 塞拉利昂弗里敦、塞内加尔达喀尔

　　漆满蓝色的船身中间暴露出铁褐色疤痕，高倍望远镜聚焦到船舷上的中文“连润47”，警惕的眼睛属于“希望号”上几内亚的渔政官员。视线里中国人忙不迭地把手中的东西扔进海中，答案在随后的登船检查揭晓：他们把小鲨鱼鳍割下，藏匿在白色泡沫箱中。 面对频发的违法违规远洋渔业活动，今年初中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零容忍”严厉处分，意味着远洋渔猎无王管的时代宣告结束。

　　1985年3月，中国13艘渔船组成的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出现在西非这片宽阔的海域，如今则猛增至500艘。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中国渔船，塞拉利昂渔民协会行政主管马苏迪（Masudi ）并不感到奇怪，他说，“因为这里是人类最后的富饶渔场，我们祖祖辈辈只有小舢板船出海，中国人用工业化的拖网船偷走了我们的海鲜。”

　　以“扫海”方式从西非富饶的海底源源不断捕捞的海产品，一方面在当地贩卖给欧洲进口商，另一方面则用速冻方式进入中国庞大消费人口的餐桌。用更加官方的口吻来说，“这是国计民生的优质动物蛋白”。

刚打上来的渔获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在受到区域渔业组织监管的大洋性捕捞之外，中国远洋渔船在西非海域的海产品捕捞量仅次于南海，而在西非沿岸国家孱弱的渔政和上北京鞭长莫及有心无力的双重效应下，像“连润47”这样的中国渔船自然当起了海上野蛮人，继而成为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靶子。

　　马苏迪告诉我，他们最不喜欢中国人的两种行为，一是中国渔老板雇佣当地黑人超负荷劳作，二是拖网的网眼很小，“无论大鱼还是小鱼他们都会捕上来卖钱。塞拉利昂渔民协会秘书长西塞（Sesay)则说，“本来他们应该呆在专属经济区中，但最近四五年时常晚上熄灭灯光溜到近海偷捕。被我们发现后他们就给扔下来一些鱼企图让我们闭嘴。”

　　没有取证设备也自知本国渔政部门不作为，但饱受战乱之苦的当地渔民称不愿意使用武力对付中国渔船，他们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政府上。马苏迪用无奈的口吻说，“《渔业法》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一个中国人会被法办，就算开了罚单被贿赂的官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政府能让他们的渔船守规矩。”

中国渔船上的西非渔工

　　马苏迪的心声在2018年2月得到了正面回馈。我得到的农业部办公厅的一份文件显示，包括“连润47”在内的十起违法违规远洋渔业活动受到严惩，渔船所属的企业被停产整顿，为企业利润贡献颇多的燃油补贴也被取消。用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刘新忠的话说，“想怎么捕捞就怎么捕捞，想在哪里捕捞就在哪里捕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按规则来捕鱼。”

　　向中国政府举报“连润47”违法违规行为的正是拥有“希望号”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他们的海洋专家李硕告诉我，“自2015年的几个远洋渔业违法违规大案以来，中国开始进一步重视这一领域的监管。这次公布的十项案件处理结果将之前提出的“零容忍”态度落到实处。”

　　从以前的讳莫如深再到如今重拳打击，李硕称中国政府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是远洋渔业违法违规只要证据确凿，监管体系将严厉打击。但同时应看到这一做法相对于发生在监管能力之外的潜在案例仍是杯水车薪。

　　他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突破口在于控制远洋渔业产业规模，“防止远洋渔业成为外交上失分、环境上有害、经济上亏损的低质行业。渔业补贴是控制产业规模的指挥棒，中国应严格控制刺激产业规模膨胀的补贴，将更多资源投放到对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的养护上。”

　　西非猎海的中国人

　　北大西洋毒辣的日光把乔占熙晒得黝黑，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更加沧桑。毕业于大连水校的他是中国水产总公司所辖“太阳12号”的船长。在这条有19名船员的工业化捕捞船上，他就是说一不二的船老大。

　　塞内加尔海域全部142艘登记在册的外国渔船中，来自中国的有112艘，其中属于中国水产总公司的有12艘。登船检查是午后1时30分，或许是第一次看到“希望号”如此吃水量的大船，乔占熙在无线电中十分配合听从塞内加尔渔政官员艾尔埃治（Elage ）的指令停船，已经在海上漂泊一周的大公报记者换乘橡皮艇攀着缆绳，短暂的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地盘”。

船长乔占熙

　　乔占熙有足够的自信应对诸如渔具网眼是否合规等检查，他告诉我，他们在出海前就收到远洋渔业协会一份严禁非法捕鱼的文件，平日也小心谨慎按照规定行事。

　　中国人远赴西非在船上猎海的生活，比在陆地上干基建项目辛苦得多。一天24小时被分割成8-4-8-4，双班倒换着不停歇的将沉入海底的渔网拖到甲板上。渔政官员检查的这张网已经撒到海底将近四个小时，乔占熙用他多年的经验计算出这一网“大概有三吨，几乎都是竹夹鱼。”

　　在“太阳12号”上，中国面孔有7名，剩下的12名是本地渔工。至于薪水，乔占熙他们由国内的公司计年薪，“签三年合同大概每年9万元人民币”。本地人月薪400美金，工作着实辛苦但收入也远超平均水平。

　　尽管雇佣当地人的数量已经不少，但外界对中国在西非捕鱼行为的一大非议仍是没有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绿色和平塞尔加尔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艾哈麦德说，“中国渔船上的技术工都由中国人包揽，而同在这片海域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渔船上除了船长是欧洲面孔外，几乎都是本地渔民。”他颇有微词的说，”中国渔老板对当地渔民从不进行能力培训，只会让他们卖力气拖网重复劳动。”

　　艾哈麦德表示，西非沿海国家渔业税务管理普遍落后，大都是以渔船吨位一次性缴税，“外国渔船在西非赚了大钱，政府和本地渔民没有得到好处。世界粮农组织的评估是，如果西非国家自己组建船队捕鱼，收益将是是现有的八倍。”

　　中国深蓝渔业三大挑战

　　中国全球渔业生产和消费大国，渔业提供了品种丰富、质量优良的水产品，满足了国民约三分之一的动物蛋白需求。不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吴立新告诉我说，中国的深蓝渔业面临三大挑战。

　　吴立新表示，深蓝渔业是面向深远海和大洋极地水域，开展工业化绿色养殖、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和海上物流信息通道建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深蓝渔业发展，打造渔业航母，有利于保障优质蛋白供给，支撑国家食物安全。

“希望号”已游弋过绝大多数海域

　　尽管中国远洋渔船能够开赴西非和拉美捕鱼，但吴立新称目前深蓝渔业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提供深蓝渔业发展动力。深蓝渔业刚刚起步，原创性成果不多，高新技术研发滞后，工程装备与养殖技术的融合度较低，无法实现深蓝渔业“绿色、安全、高效”生产。

　　二是产业配套政策缺乏，难以形成深蓝渔业聚集效应。由于海域使用管理政策不清晰，扶持工程装备制造与产业融资保险等政策缺乏，导致产业发展缓慢、效益不高，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三是人才支撑能力薄弱，难以保障深蓝渔业持续发展。深蓝渔业是新兴领域，涉及多学科交叉，相关研究、管理与生产人才储备不足，结构不合理，不能为深蓝渔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

　　“韩国海军海警把中国渔船做假想敌”、“阿根廷用机枪扫射中国渔船”，在2018年3月，仅占中国海外投资不到0.1%的远洋渔业频频成为外交风暴眼，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思远洋渔业如何摆脱越补贴生产效率越低的困境。

　　市场估计，每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以燃油补贴来维系盈利，和早年煤炭和钢铁产业相似，巨额的补贴带来了行业畸形繁荣。绿色和平海洋专家李硕分析说， 补贴增加和产能扩张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以两个渔业大省福建和山东为例，它们在2012至2014年间的渔船功率分别增加了149%和232%，而同期的产值增加仅为63%和77%，投入与效益明显不成正比。

　　李硕分析道，全球海洋正面临无鱼可捕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他强调补贴所造成的产业扩张和竞争加剧常常会令一些渔船铤而走险。中国渔业管理部门应重新评估现有的远洋渔业补贴政策，利用补贴政策积极引导和削减过剩的渔业捕捞能力，并推动渔船捕捞向环境友好和生态可持续方向发展。

　　事实上，面对西非和拉过等国对渔业管理更加严格的趋势，中国已经主动给远洋渔业产业降温。去年12月7日公布的《“十三五”全国远洋渔业发展规划》提出，至2020年远洋渔船总数稳定在3000艘以内，几乎意味着不再新造渔船。

　　李硕说，中国的远洋渔业政策对全球的渔业资源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应该将更多补贴投入到渔业资源养护和保护的工作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树立负责任的渔业大国形象。

　　“恶之船”

　　蓝色塑料桶里的章鱼在挣扎，在布满碎贝壳的甲板上，还有数不清的虾在吞吐最后一口气。“深海坟墓”，这是随后我从海底拖上来的绿色渔网中看到景象。直到塞内加尔渔政官员宣布把这明显不符合规定的渔具罚没，这艘船舷号为“DAK1074”的意大利远洋捕捞船船长仍旧一言不发。像这样横行西非几内亚湾的外国“恶之船”还有很多，它们才是披着卫道士虚假外衣的海上强盗。

渔业资源剧减，不少渔船一再改小拖网网眼，图为渔政官员检查网眼大小

　　一个世纪以前比利时国王以商业往来的名义实际控制刚果，今天人均年消费海产品仅次于日本的欧洲人，则以极低的成本获取了西非沿海的渔业捕捞权。“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吗？肉质肥美的西非海螺本地厨师只敢在炒饭中撒一点借味，却源源不断送到日本人和欧洲人的餐桌上，”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塞尔加尔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艾哈麦德眼中，缺乏渔业管理能力的西非国家不断屈服于资本，而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标榜着打击非法捕捞的渔业企业时常“越界”。

　　在最近一个五年期渔业伙伴协定中，欧盟支付给塞内加尔一共869万欧元，而更早的捕鱼权周期中，这个数字还不及现时的一半。极低的捕捞成本背后是西非沿岸国家的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令很多渔船把拖网的网眼一再改小。

　　“五厘米”的小鱼

　　当看到很多身长不足五厘米的小鱼被意大利渔船打捞上来，身着蓝色制服的塞内加尔渔政官员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请你帮我们拍下来当做证据”，紧接着传来卡尺测量渔网的结果：意大利人在用非法网具捕鱼。

　　欧盟国际合作与发展专员米米察（Mimica）此前在一次由欧盟支持的联合执法巡逻后证实，非法捕捞、不申报、无管制的现象十分严重，几内亚湾地区是非法捕捞的重灾区。非法捕捞占全部捕捞量的三分之一，每年非法捕捞量达15亿欧元。

“罪恶之船”捕捞到不足五厘米的小鱼

　　脖子里戴着金项链黑人船长眼睁睁地看网具被罚没，一旁32岁的渔工倒是颇不以为然，“我们也不懂网眼的大小，上船之前也没有接受过培训。每次为期两个月的出海最痛苦的是没有时间睡觉，我们必须没日没夜的干活才能拿到每个月250美元的报酬。”

　　罚没网具并不会令违法违规的西方渔业船主感到丝毫压力。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艘西班牙渔船同样因为使用违规网具被没收护照，可是当接到一通来自自己上司的电话后，当地的渔政官员只能乖乖的又把护照送还。

　　绿色和平荷兰总部的海洋项目倡导人帕威尔（Pavler)坦言，他们以前的工作目标之一是对欧盟在西非的非法捕鱼施压，他告诉我说，“一个有效的经验是和大选的候选人接触，最终我们成功说服一名塞内加尔总统候选人将渔业管理纳入到工作清单中，并和俄罗斯渔业公司重新达成协议。”帕威尔称， 这片海域最大的问题是就缺乏有效的渔业管理。“我希望西非国家能够联合起来进行渔业资源管理， 重视本国渔民的呼声。”

　　塞内加尔拥有700名会员的渔民协会（MASION DES PECHEURS）主席伊萨则表示，面对欧盟工业捕捞船的压力，他们根本没有鱼可捕，“我希望未来政府能够更加谨慎的批出捕捞证，按照鱼、虾、螃蟹等类别分别授权。”

　　伊萨说，就连小学生都明白政府应该负责任看管属于我们的渔业财产。他最后反问道，“如果这里的鱼都被捕捞殆尽，就算别人援助我们一个又一个渔业码头又能有什么用呢？”

　　带腥味的钱

　　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里描绘了生蚝的金贵，如今在法国吃一份海鲜拼盘的钱更抵得上西非渔工整个月的劳动。一边是海上极低的捕捞成本，一边却是市场上令人咋舌的海鲜价格，我在西非、法国和中国开展调查，试图追踪远洋渔业捕捞中带腥味的钱到底去哪了。

　　在达喀尔有两个地方可以直接购买新鲜海产，一处是距码头不远的中央市场，另外一处是当地渔民停靠舢板船的沙滩，那里距离他们的聚居地只有一街之隔。在西非的传统渔业家庭组合中，男性负责出海捕鱼，女性则担负将鱼获变成全家生计的重担。在几块油毡布搭建的休息处，鱼贩正在叫卖大海虾，“3500西非法郎（约合35元人民币）一公斤。” 一名上了年纪的老渔工告诉大公报记者说, “从我年轻出海捕鱼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海鲜的价格涨得不多。”

达喀尔中央市场，一公斤大龙虾售价约140港元

　　如果说在这个渔民自发组织的沙滩市场上海产的价格变化波澜不惊，那么在黄色马赛克装饰的市场中，大海给予人类的礼物已经被隐晦地打上了中产阶级消费标签。同样品种的大海虾，在这里摇身一变每公斤价格已经涨到1万西非法郎（约合100元人民币），“分销商拿走了最大的利润，渔民从来就没有赚到钱。”塞内加尔渔民协会主席伊萨如是说。

　　伊萨口中分销商多来自西班牙所属加纳利群岛，他们只需在自己别墅中的游泳池边打几通电话，散布在西非沿海港口的渔业代理人自然会替他们搞定许多流通中间环节。1994年从烟台毕业后子承父业进入中国水产总公司工作的轮机长乔辉也告诉大公报，“运输成本高，我们在西非捕捞的鱼很少运回中国，大部分都被欧美中间商买走了。”

　　事实上，由于价格昂贵，直到2004年中国国内市场上才出现西非生产的海鲜。大部分的金枪鱼和西非海螺等珍贵海产都被端上了东京、纽约和巴黎高级餐厅的餐桌。在巴黎一家海鲜专卖店里，老板才接过记者用来付账单的一百欧元却连连抱怨，“这个社区退休的银发一族是我的老主顾，但他们现在也吃不起了，把吃生蚝的频率从每周一次改为每月一次，我的生意一落千丈。”

　　绿色和平塞尔加尔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艾哈麦德说，每吨位7500西非法郎（约合人民币75元）是一艘船获得捕捞许可证费用，再算加上渔工低廉的人力成本，谁拥有远洋渔船和社会活动资本，到西非捕鱼是非常暴利的生意，“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下面到底有多少鱼，大快朵颐的食客们只会稍微感慨海鲜变得越来越贵，却丝毫不关心盘子里的美味是不是蘸着别人的血汗。”

　　在“希望号”上

　　“希望号”是绿色和平从别人手里买下来的二手货，但这艘1984年就作为消防船服役的大家伙，却已经游弋过地球的绝大多数海域。直升机起降平台和六艘小艇的配置，足以让“希望号”足以在海洋环保史上下留下自己的名字。

　　船上除了几个关键岗位是带薪的专业人士外，其他都是热爱海洋的志愿者。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身材瘦高的是船长麦克（Mike) ，轮机长弗莱迪(Freddy)留着山羊胡子，他时常带着一副消噪耳机呆在甲板底层的动力舱里。开直升机的小哥和他的搭档是来自南非，厨师名叫威利（Wili)最擅长做素菜。哦，对了，“不供应荤菜”是这条船的传统。

“希望号”轮机长弗莱迪

　　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分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负责在靠港期间看护甲板和收放小艇的甲板长维克多（Victor)是斐济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命的一半是大海。他说他的梦想是回斐济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潜水店，“钱我都算好了，大约2万美金，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斐济旅游，我们国家有漂亮的海底世界”。唯一让维克多担心的是人类对海洋无休止的破坏，“我们必须停止无休止捕鱼和向海里排污。”

　　“希望号”的每一段航程都有令人难忘的故事发生，在西非巡航也不例外。从塞内加尔首都弗里敦启航的第二天下午，趁着海上落日，一场既简单又浪漫的海上婚礼在这里举行。新娘肖安娜（Shoana)是负责后勤的南非白人，她嫁给了美国人机械师乔西（Josh），船长是证婚人，全体船员在一幅航海地图上签字作为贺礼。这对新人的相遇也和海洋有关，两年前，他们在同样的海洋保护巡航中相识相恋，短暂的航程结束后，乔西禁不住思念从美国径直飞到南非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没有任何花哨环节，礼服甚至都是由旧布料裁剪而成，这也是这群海洋环保主义者的最好写照。记者发现，这条船上人人似乎都有一颗简单的心，一段动画片或者一曲古典乐，已经能让他们乐上半天。更别提每天傍晚抱着一罐啤酒在船舷上对着日落出神的保留节目。

　　远处是星星点点的渔火，头上是星河，船员们还在婚礼Party上热烈的交谈喧闹。“希望号”在漆黑不着边际的海浪中前行，抛下还在墨西哥内陆老家年幼女儿的志愿者露西塔（Lucetta）道出了她登船的原委，“我想以自己的行动来带海洋环境改变。”

　　记者手记

　　计算出一台苹果手机 生产加工链每个环节附加值轻而易举，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远洋渔业就像一道谁也解不开的谜题，没有人能够算出有海底到底有多少鱼，鱼也没有护照，它们自由游动。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生产链中，不守规矩的角色比比皆是。

　　在人类最后丰饶的渔场，西非几内亚海域沿岸国家渔业管理能力不高是事实，驱利的渔业企业不断违规违法捕捞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或许有人一开始也觉得割鲨鱼鳍和改小网眼捕捞这样的举动“不对劲”，但在一个绝大多数作恶又没有监察机制环境里，罪恶的捕捞只会如瘟疫般蔓延。

　　好在中国这样的海鲜消费大国已经意识到负责任捕捞的重要性，海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西非的远洋渔业企业也正在加速转型，从想方设法获取捕捞权益到在当地建设加工工厂，为渔业这样的西非经济支柱增加更多附加值。

　　作为消费者，虽然没办法仔细分辨盘中海鲜来自何处，但是确实应该进行更负责任的消费。未来，远洋渔业也一定能够拥有自己的负责任原产地消费体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在生命演进的长途漂泊之旅中，人类只是与海洋结伴而行的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