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春山：2014年中国外交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国外交界始终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说法，这是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就坚持的外交方向。2014年依然如故。

　　比如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实现了两国元首的二次会晤，习近平在APEC主场外交中迎接了奥巴马访华，两国得以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避免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间不必要的摩擦，逐步增进互信。

　　同时，2014年中国的周边外交特色彰显。习近平对韩国、蒙古等重要邻国进行了“点穴式”访问；李克强对缅甸、泰国等东南亚邻国的外交布局也政经手段结合，落点日益精准。越南、菲律宾等摩擦国高层以各种形式访华，缓和了东南一隅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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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基本点”的另外一点是中国外交的宏观战略和具体实践作出了一些调整。

　　外长王毅在2014年两会期间就外交工作举行记者会上，公开宣示了中国2014年外交工作的主基调——积极。这种高调表达是中国外交历年来所少有的，从中国外交部长之口表达出来更是罕见。一句话：更加奋发有为的积极外交，就是2014年中国外交的宏观战略。

　　毫无疑问，积极外交适当突破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也比“有所作为”的宏观表达更具进取心。这与中国国家实力上升，经济总量攀升，国际影响力提升是分不开的，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宏观战略调整。从2014年底回看全年中国外交实践，这种调整是适时的，也是可靠的。

　　那么积极外交体现在哪里？简而言之是中国更积极的介入了国际事务。“积极”在某种意义上讲，打破了一种“孤立主义”的外交风格，确实带有某种“介入”性质。尽管中国官方很少使用“介入”这个词，但这与积极外交的方式存在某种形式的契合点。

　　比如10月北京召开了阿富汗问题外长会，这是在西方撤军阿富汗的大背景下，中国逐渐与美国联合主导阿富汗重建的一步棋。中美在共同培训阿富汗军警和公务员上，已经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更体现了中方的积极主动。

　　再比如12月中国首次向南苏丹冲突地区派出700人步兵营“纯战斗”维和部队，保护中国油田与华人安全。这也是中国首度对外国派遣真枪实弹的士兵驻扎。这种“介入”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皆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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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而言，2014年中国积极外交最引人注目的实践有两种表现形式——以基建外交和金融外交为两大抓手，通过经济影响政治，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不只是2014年，这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新常态”。

　　基建外交是习式外交的显著特点和风格，也是符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习近平和李克强以身作则，成为中国基建项目的“海外推销员”。盘点习李两人2014年访问的30余国，每到一处，必然要提及高铁、道路、港口等中国基建项目。比如与泰国一波三折的“大米换高铁”计划在11月最终落实，泰国成为中国建设连接东南亚泛亚铁路的重要枢纽国；比如中国和俄罗斯5月签署的中俄东段天然气协议，金额高达4000亿美元，此举让“中俄结盟”一时成为国际话题。

　　金融外交主要以不打破现有国际体系格局，在体系内发展自己、施加影响为出发点，进而寻求改革良策。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最近在美国的演讲，公开了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态度，这可以看作是中方对美国释放的善意和坦诚表达，是一种外交“底线思维”的体现。

　　比如在APEC主场外交期间，中国协同亚太国家，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对此并不积极，但AIIB的成立，适应了本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填补了只有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空白。其实也等于潜移默化中，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了制约，是在亚太地区寻求中国经济影响，弱化西方因素的上手棋。

　　此外，习近平7月访问拉美，与金砖国家合作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基金，中国出资占40%；9月习近平访问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宣布，中方向该组织提供50亿美元贷款，用于合作项目融资；李克强12月访问东欧时也公开表示，中国将设30亿美元资金鼓励中企投资中东欧等等。这些被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大手笔是中国积极外交的最好注解。

　　当然，2014年中国外交也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比如中朝关系没有打开局面可能影响东北亚安全利益；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显著恶化或许有损中国战略安全；ISIS内的中国面孔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等。这就需要新一年外交实践在以“一带一路”为主基调的同时，不断深化与拓展，继续完善周边安全形势，推动国家利益均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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