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的反美形象并不真实 德黑兰充斥着山寨肯德基

伊斯法罕王宫改建成饭店 网络图片

　　文/陆华

　　世界大国与伊朗上周六未能克服重大分歧，尚未打破伊朗核计划造成的12年来的僵局，磋商再次延期，至明年7月1日。

　　伊朗和美国之间似乎总是存在龃龉。前者视后者为“撒旦”，后者把前者列为“邪恶国家”。伊朗核问题更是深化了历史原因造就的不和，两国间的关系雪上加霜。然而法国巴黎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Yann Richard却揭示了紧张的两国关系的另一面。他是伊斯兰什叶派、当代伊朗史和波斯文学专家。

　　他在2014年第4期的《Etudes(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Les Etats-Unis vus d’Iran(伊朗眼中的美国)》，文章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形象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负面，应该更好认识伊朗的历史避免将其妖魔化，同时也要理解伊朗社会所蕴含的开放性因素。

　　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以来，伊朗就成了美国的眼中钉。而伊朗也忿恨于美国在伊朗曾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那么伊朗的战略是不是本质上是反美主义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伊朗反对的是美国对石油销售的控制和西方的经济霸权，西方操控高加索地区和阿富汗，并强迫叙利亚屈从于阿拉伯国家。

　　西方很难知道伊朗人到底怎样看待美国，因为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混淆了一切。虽然伊朗重复着“美国去死”，并经常痛斥美国是撒旦，但这掩盖了伊朗外交的另一面。伊朗也认为美国是国际战略中一个可信赖的国家，为了应对直接的威胁，依靠美国并不可耻。政治实用主义和历史的记忆揭示了伊朗革命的激进和曲折。

　　从前的恋美情结

　　早在1830年代，美国人就来到了伊朗，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朗建立了学校和医院。他们在伊朗的影响主要并非宗教性的，更多的是带去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如现代的理性知识、医学、纺织工业、蒸汽机等。当时的改革派因此对于西方国家持有正面态度。

　　改革家Amir Kabir在1851年与美国协商建立永久关系，当时的伊朗正深受列强的欺辱。伊朗的关切之一就是引入新的力量以抵抗俄国和英国的钳制，并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发展自己控制的国际贸易。当时的美国谈判代表的话是雄辩的，“美国必将支配全球贸易，与美国保持友谊对于伊朗政府和人民而言是有益的。”

　　1856年，伊朗正和英国进行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伊朗要求美国人在伊朗战舰上升起星条旗以获得保护。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和保护力量的形象在伊朗保留了下来：这个国家不正是通过战争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吗？

　　1909年4月，美国传教士Howard Baskerville因为捍卫伊朗宪法和国家主权、反对专制君主而死去。美国人慷慨而民主的姿态给伊朗人留下深刻印象。1911年，立宪主义者为了维持行政和军队想要加税，但又担心自身的能力有限，于是向美国寻求帮助。当时的几位伊朗旅行家也写下了他们对于美国中西部工业化速度和美国现代性的赞叹。

　　“美帝国主义”

　　美国在伊朗人眼中的自由保护国的正面印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1941年，当英国和苏联入侵伊朗时，美国人还重新组织了伊朗军事力量。并且当1946年苏联企图分裂伊朗时，美国在联合国捍卫了伊朗的统一。1950年，伊朗还获得了杜鲁门政府的经济援助。深受欢迎的首相摩萨台（Mosaddeq）上台后，他将英国人开发的油田收归国有，但旋即遭到了英国的禁运，他也是向美国人寻求帮助。

　　然而，国际时局变幻莫测，当时正值冷战，随着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麦卡锡主义空前繁盛。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策划他们在伊朗的第一次行动：因为担心伊朗国内共产主义势力崛起并倒向苏联，美国想要除去摩萨台，扶植伊朗的君主专制。无论伊朗君主专制不光彩的回归是不是美国的杰作（这一问题仍有争议），在伊朗人眼中，美国中情局应该对此负责。

　　这一政变的后果是严重的：西方对于伊朗经济的支配得到了加强，政治恶化并建立政治警察，与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军事联盟（美国在伊朗建立雷达和监听站监视苏联、中亚和波斯湾）。伊朗君主派遣远征军镇压阿曼南部的马列主义反叛，还派遣一只象征性的部队支援越战中的美国。尼克松称其为“波斯湾的宪兵”。

　　文化上，英语盛行，精英更是着迷于美国模式。当时的石油繁荣允许伊朗人大肆购买美国货，并送自己的孩子去美国学习。电影、大学文化和城市规划，无一不是在模仿想象中的加利福尼亚模式。

　　过犹不及，这激起了伊朗国内强烈抵抗。宗教人士批评社会上的不道德，推动伊斯兰价值的回归。摩萨台式的民族主义也重现活力。美国的行动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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