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美亚太竞争未必是坏事 两国逐渐惺惺相惜

　　中等强国选边的逻辑

　　宋国友：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都没有加入亚投行，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像这些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分别是什么态度？立场，策略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把眼光放在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些国家，而不去研究上述中等强国，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亚太，中等国家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从TPP谈判国家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美国是抓住这些中等国家。中等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和美国在一起？它们对中美新型大国是怎么看的？

　　陈子雷：我们的小兄弟是“赤脚”的，他们是“穿鞋”的。但新加坡是铁了心是要参加亚投行的。韩国是想参加的，但美国给它很大的压力，没能扛住。澳大利亚是最麻烦的，在军事安保上是美国的准同盟，在亚投行和贸易上，中国和澳大利亚很难谈。这还是所谓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澳大利亚旁边的新西兰，中新FTA签了，因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中也存在问题。所以我提倡我们不妨尝试也搞一个环太的升级版FTA。中国仍然有诸多的政策选项。

　　潘晓明：我们和美国、日本都想保持一种和平的关系，我们的心态其实没有变，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原有的体制建设者维护者，对中国崛起感到深深的不安。宋老师提到我们是否能建立制度上的融合？在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优越心态下，它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关于亚投行的国际报道就可见一斑。

　　美国日本怎么想，怎么反应，我们是没法控制的，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想要什么？中国国内的改革应该做什么，相应地在国际上我们能做什么来维护国内的改革目标？特别是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作何反应？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好的。

　　张昕：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金融安排的性质？是世界银行的融资规模不足、或是亚洲开发银行投资规模不能满足亚洲国家金融需求，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后，建立出一个额外补充的平行机构？还是说这一机构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新变化？

　　目前在亚太地区美国中国各自主导一套贸易机制，以中国主导推动的机制在形式上有替代体系的特征，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第三方国家试图两边都站队的表现，那么这可能说明中国自身还是处于原先的体系内，其主导推动的体系和美国主导的体系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如果中国主导的体系有可能成功，那么它成功的制度基础、甚至是哲学基础究竟为何？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实践层面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刚起步阶段，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我想，如果在相关理论上再深挖一下，可能对我们现在关注的实际问题，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几种平行的贸易机制的性质、几种机制之间究的关系等等问题带来更有意思的视角。

　　刘阿明：亚太区域合作现在呈现一种乱象，在乱象中思考可能要抓住一条主线：到底中国的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好比说，我觉得在原有体系里已经成长到足够大，我可以另拉一伙人建一个体系，哪怕我这个体系现在不如美国强，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还是说权衡下来，满足于在既有体系中继续成长？

　　如果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对TPP的认识，对RCEP的规划就是另外一个路子。我们把RCEP弄得和TPP越来越像，最后大家也就融合了，这是一种。但如果是要另组一个体系，那RCEP和TPP的对抗以后会越来越明显。

　　陈子雷：10+3中国还能主导，10+6就难了。我想这就是日本把印、澳拉进来的主要目的。

　　宋国友：有个有趣的说法是，TPP要成功，必要抛开日本，RCEP要成功，必要抛开印度。各做减法，减一个就能成功。

　　张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不是一个平行体系？这个平行体系是不是新的？现在还太早，看不出来。如果以现在出现的金融机构的平行体系看来，我们还不知道亚投行在实践中会有什么样具体的制度安排，到底只是贷款利息高低的差别呢，还是在贷款的分配以及后期更长远策略的安排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陈子雷：美国虽然不欢迎亚投行，但是只要还是拿着美元搞投融资，美国就一点也不担心。

　　中国能否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理念

　　韦宗友：中国人喜欢和谐、和平，希望平等。关键是这些价值能否落实，通过制度加以实施。

　　陈子雷：谈到和谐，中国传统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基于君、臣、父、子这样的儒家思想，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平等，但是却并不影响构筑整体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主体之间有着严密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承担着各自的社会义务。现在我们提倡的和谐主要还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能否接受中国的文化？

　　宋国友：我们的外交就要实现“精准营销”，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定位。

　　刘阿明：既要有精准定位，也要有普遍性。我认为在现在所有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开放性”，这里的开放是指包容，比如我们要匹配TPP理念：高标准、全包括、范围广、面向21世纪，在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要“去政治化”。

　　潘晓明：这个理念应该是能向亚太国家推行的。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提倡的制度又如何在亚太国家间创造新的经济平衡。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无论是什么FTA，还是最近的AIIB，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达到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我们能满足对方多少诉求？

　　另外，我们如果想领导整个亚太地区，我们未来能将亚太地区引领到哪个方向？我们要以更实际、最大限度发展经济动力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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