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日本为何对华强硬？民族特质混合西方思想

　　冷战结构解体后的日本对华认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内外局势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国内是繁荣一时的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状态，1980年代的自豪感严重受挫，民众中出现了迷茫和焦躁的情绪；国际上，一方面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东西方严峻对立的格局由此消解，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开始强劲发力，到了21世纪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崛起态势。

　　这些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日本的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和姿态上。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对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在相应减低，而日本对中国市场（包括投资市场）的依存度在提升，而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市场扩展，尤其是能源市场的确保和海外投资的增长，原来互补性很强的中日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不详和气氛。

　　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上台，鸠山首相出于国际关系平衡的考量，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日关系稍显缓和，但这并未改变中日之间结构性的内在矛盾，2010年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使得中日之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终于在2012年因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的行为而导致了日中之间的全面对立。因历史认识的差异和领土问题的争端，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强硬的安倍政权赢得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喝彩声，与之相呼应的社会思潮，也越来越朝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化。

　　这些社会思潮，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如下的新动向，即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矛头的对象，已经从早年的美国或部分的苏联完全转向了今日的中国。

　　战后不久，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倾向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的部分阶层，它主要来自左右两个方面。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指向的左翼力量，一直对于美国试图将日本塑造为世界反共阵营中的中坚力量的政策抱有强烈的抵触感，并由此引发了对追随美国政策的本国政府的反抗，1960年代的反安保民众运动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一般民众的反美情绪得到了大大的缓释，来自左翼的反美声浪渐趋衰弱；以国家主义和皇道思想为指向的右翼力量，对于美国影响中的现代民主理念、对战前日本的否定和军事上对日本的掌控政策的反抗，在战后一直存在，主要体现为对战后和平宪法的不满。

　　1980年代初期日本实现了经济大国并跻身G7的行列，这一脉的力量越来越表现出要挣脱美国、再度成为独立的强大帝国的反美倾向，石原慎太郎与人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1989年）、《依然可以说“不”的日本——日美之间的根本问题》（1990年）、《可以坚决说“不”的日本》（1991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潮的声音。

　　冷战结束后，苏联或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迅速消减，与此同时，中国的力量迅速崛起，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体量上压倒了日本，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日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使得日本人感到追求政治大国的欲望受到了挫伤，成为地区领袖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中国的严重挤压，因此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低迷而开始萌发的焦虑感、烦躁感或者说躁动不安的情绪开始转而向中国发泄，甚至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抗衡，具体表现在企图对侵华历史的否定和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对华强硬的社会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我觉得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于近代以来日本人追求地区和世界强国的政治理想，其主要的内涵是“皇国”和“帝国”思想。皇国思想又与“神国”思想紧密相连，最初的根源，来自江户中期由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倡导的“复古神道”，欲以日本的国粹来排斥外来的儒教、佛教等文化元素，在近代就演变为“国家神道”，后来又与对外扩张的“帝国”思想合为一体，追求所谓“八纮一宇”的政治构想，导致日本在近代走上了帝国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种政治机制，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自然在战后遭到了全世界的唾弃，但其思想的余脉，却依然盘根错节地在一部分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民众中得到了沿承。1980年代日本经济的兴盛和国家的繁荣，促进了日本国民民族自豪感的高扬，使这一思想以温婉的形式（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文化优秀论）重新张扬了起来，也激发了一般国民重塑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欲求。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对日本的阻遏，直接阻挡了具有这样情结的日本国民的政治理想的实现，由此激起了他们对华的强硬姿态。

　　第二是自欧美传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近代思想。这一思想在明治时期即已萌生，经思想启蒙运动引发了自由民权运动，最后促成了宪法的制定和国会的开设，以后又有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和短期的政党政治，但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强大的天皇统治以及日后专权的军部势力面前都惨遭失败。战后对战前体制的清算和保障民权的新宪法的制定，以及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使得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都比较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在今天的日本国民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安倍政府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等，就是利用了国民中的这一思想倾向。

　　这两种思想资源，一个源于日本本土和日本人的内在精神，一个起始于近代，来源于西方的传播，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了排斥和批判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构成了与中国对抗的社会思潮的思想底蕴。（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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