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春山：犹太人爱写中国领袖“传记”的秘密

　　在大陆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虽然是删节版，一些敏感内容被过滤掉，但仍然基本上原汁原味的保持了傅高义的研究特色，特别是邓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脉络发展，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对在大陆的删节版，傅高义没有公开表达过激烈批评，这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与中国官方的默契所在。

　　和傅高义一样，现年70岁的罗伯特•库恩也是一位中国非常重视的美国犹太人。2005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成为中国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传记。库恩之后开始为中国大众所熟知。

　　其实早在1989年库恩就开始与中国高层互动。在那段中国被西方质疑的日子里，身为人脑学博士、同时也是国际经济战略咨询师的库恩，应时任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担任顾问，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

　　2000年开始写《江泽民传》的几年内，库恩称在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

　　和傅高义一样，库恩也时不时会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外交关系发表看法。立场符合中国的对外战略。他因而也被媒体称为“中国在西方的宣传员”。但这位“宣传员”可不是义务的，作为犹太人的库恩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2005年《江泽民传》成书后，库恩博士开始名利双收。

　　笔者曾关注过库恩的“政经资本运作”。2006年，他成为美国国际集团的合伙人，也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主要负责涉华战略。2009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委托其为中国改革30年历程作传。最终《中国30年》一书面世。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都为其作序。

　　巧合的是，傅高义和库恩在频繁的媒体访问中，都恰到好处地提到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傅高义认为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衣钵；库恩更是以自己的和习近平在浙江接触的实际经验，来形容习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

　　作为在西方学界和商界的知名犹太人，傅高义和库恩都不约而同地与中国高层传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是两个典型的中外互动的“样本”。

　　在笔者看来，并非历史学家的傅高义所作的人物研究，填补了重大学术空白；从历史角度考虑，是其晚年学术的巅峰之作。这是他作为中国学者的最宝贵“收益”。库恩的“收益”更加直接，体现了政治影响力转化商业价值的成功模式。

　　中国为两人的写作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可能，比如傅高义到广东采访研究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家人朋友晤面；库恩多次和中国高层面谈等。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国的开放性，中国在这种似有似无的“合作”中收获了应有的传播价值和形象推广。

　　其实谈到和中国高层走近的犹太人，不得不说的是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几年前他也出版了一本字典般厚度的巨著《论中国》。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基辛格数十年来和中国打交道的心血凝结。

　　基辛格在中国政商两届一直游刃有余，在重庆与薄熙来一块唱红歌甚至也可能看到他的身影。早已不问政事的基辛格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他的每一本书和每一次访华，都是加深外界对他“中国通”印记的标志。他的每一次与中国中央和地方高层的互动，都会对试图接触中国的西方潜在商业客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从经济角度而言，库恩复制的是基辛格的“中国互动模式”。

　　再往前回溯到毛泽东时代，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投奔中共的著名媒体人和学者爱泼斯坦。他是美国犹太人，为知名刊物《今日中国》的创办人，被视作是中国五代高层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爱泼斯坦的半生心血与中国密不可分，取得的成绩皆与中国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也是学者傅高义体现自身价值、为中国领袖“作传”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