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安倍还不惜对自己“鹰派”的传统立场做出了第一次“背叛”：他主动表示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并多次就日军战争罪行道歉，称日本人已“将这些教训牢记在心”。
为了打破小泉造成的外交僵局，安倍还打破传统，就任后首先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获取日本国内不少掌声。这些被日本媒体称为“君子豹变”的举动，让一直支持他的保守势力都大跌眼镜。
不过，在作出这些姿态的同时，安倍并没有放慢其实现日本“大国化”的步伐。在就任不到一年的2007年1月，安倍就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于当年5月推动了《国民投票法》的通过，为修改“和平宪法”做出了重要铺垫，实现了日本保守政治家一直以来梦寐的“大计”。
其实，对华友好与否，在安倍看来，“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竞选之前，为了争取保守势力的支持，他可以说出“甲级战犯不是罪犯”的话。当选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间民众，巩固政权，他又可以痛陈日本“给许多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为了建立“稳固的保守政权”，改变日本二战战败国的“屈辱”地位，重振“大国梦”，无论是对华态度还是历史认识，在安倍那里，都是可以“因时而变”的。
而安倍的这种做法也确实取得了“强国”路上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成果”，做到了一些保守“死硬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给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其“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倍与也曾“破冰”式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同路人”：正是他们这样的著名“右派”，才更容易获得保守势力的谅解，暂时“放下”意识形态的顾忌，与中国实现和解。
对华再次“变脸”事出有因
正是因为安倍的现实主义取向，第二次上台时，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他又重新换上了一副“鹰派”的对华面孔。
安倍2012年9月再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互动态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首次超越日本，给日本国民带来强烈的失落与不安，在这种情绪和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的“厌华”风气和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在外部，美国出于“重返亚太”的“大战略”，要求日本加入联手制华的“大合唱”。
安倍再次把握住了这一“潮流”，对内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巩固保守派基本盘，对外则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新口号，希望“内外兼修”地实现日本的“大国化”。所谓“积极和平主义”，说白了，就是日本要高举价值观“大旗”，改变以往作为战败国的“小妾”地位，重新以“民主主义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当时中日的地缘政治状况，这种外交必然的后果就是——“遏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