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美国逐渐适应了两强对立的静态平衡格局，但现在美国必须教会自己用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仅限于二元思维。今天，罗斯福和肯尼迪对于美国国家责任的论述仍然塑造了我们民族想像中的一部份。他们认为，美国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来让世界遵从美国的意图。但我们要实事求是地——不是失败主义而现实主义——来面对我们的国力。
尽管我们永远不应抛弃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践行自己意志的信念，但我们也应该领会到每一项事业都有自己的内在局限，1914-18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个例证——他当时认为一战会终结所有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想法并不正确。老布什的论述则比较准确，他常常在私下里说外交政策就是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就本质上十分杂乱的疑问找到宏大而无所不含的解决方法。
在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是紧迫而危险的。弗罗姆金在他见解深刻的《欧洲最后的夏天（Europe’s Last Summer）》一书中写到“维护和平需要众志成城，但一个人就能发起战争...即便是在今天，即便其它的大国都愿意保持和平，但一名侵略者就能够发动一场大战了——除非其它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遏制它。”
想想，一场规模和一战一样庞大的洲际冲突——1600万人丧生、2000逾万受伤——简直不可思议。但即便如此，野心、贪婪和自豪的力量一直存在于人类与国家的生命中，而任何规模的战争都会到来庞大而无法预料的后果。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总结1914年8月时写到，“如果没有希望，人类是无法承受如此规模的战争与伤痛的——而希望就是，战争的暴行会确保战争不会再次爆发；希望亦是，战争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能打出一个结果来，为一个更好的国际秩序奠定基础。”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希望是不切实际的。战争是会再度爆发，从1939-1945到今天，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脆弱，混乱、灾难和不幸都会发生。尽管这是现实与历史的本质，但我们也别无它法只能埋头应对。最后，无论树叶是否落下，我们都没有什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