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不会因乌克兰而在前苏联地区与俄罗斯短兵相接，但奥巴马恐部分师法里根的“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振北约在欧洲的威慑力量，强化对俄军事优势，以针锋相对的压制姿态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对付普京的扩张政策。奥巴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承认大国之间的冲突，承认美国军备必须加强。壮大军力，重点威慑，恐为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和中东不可替代的选择。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曾投书《纽约时报》，主张奥巴马不要与俄罗斯对抗，仍要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崛起。米氏登高一呼，附和者甚众，代表了奥巴马决策团队部分人的想法。然而，此举实际上难以落地执行，并不可持续。米氏向来被视为反犹知识分子，其对俄绥靖路线损害犹太资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在犹太人口中居多数的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一直对强调群体意识和平均主义、排斥功利主义和重商理念的东正教怀有戒心，警惕“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再次扩张。在数次阿以战争中，俄罗斯人都站在以色列的敌人一边。奥巴马在乌克兰的克制已经导致乌克兰反犹情绪高涨，一位拉比在基辅被刺身亡，而哈尔科夫犹太裔市长克纳斯遇袭受重伤，仍在以色列接受治疗。犹太拉比们既指责普京纵容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行为，也批评奥巴马的软弱。在下次美国大选中，犹太资本恐会主动发力，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要么共和党上台，要么民主党倒向对俄强势外交政策。
中国的选择
笔者对乌克兰乱局的判断是，俄罗斯将巩固合并克里米亚的战果，依靠地缘优势，强化其在东乌克兰的影响，牢牢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东乌克兰各州高度自治、独立建国都是可能的走向，甚至也不能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吞并东乌克兰这一前景。作为核大国，美俄不会直接兵戎相见，但双方的情报人员和特种部队都会卷入乌克兰内战，代理人战争会愈演愈烈，直至彻底撕裂乌克兰。
由于欧盟是俄罗斯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华盛顿制裁俄罗斯的关键是赢得欧盟的支持。不过，欧盟国家近30%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天然气几乎完全依赖东方邻国，欧洲国家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的能源供应方，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能源武器左右欧洲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制裁无疑会招致俄罗斯的能源讹诈。华盛顿许诺通过北美页岩气的开发来降低欧盟对俄能源的依赖，只怕是画饼充饥，远水解不了近渴。鉴于中国仍然是欧美的武器禁运对象，我们有理由拒绝加入任何对俄制裁行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者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现金，后者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技术，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只会将中俄距离拉得更近。
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开出空头支票，借刀杀人，怂恿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当炮灰，方便美国纵横捭阖，“巧妙”地保存实力。不过，俄乌冲突让美国政界和学界公开质疑该战略的可行性。著名中美关系专家、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存在逻辑缺陷，它认定中东和南亚的战事即将走向尾声，反恐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美俄关系在“重启”后处于稳定状态，不幸的是这些假设其实都不成立。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亚太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认为，亚洲再平衡战略将美国的“纸老虎”本性公诸天下，鼓励了普京对乌克兰的野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不能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华盛顿应该在外交、贸易、经济等领域多管齐下，来孤立和惩罚普京，必须壮大北约，毫不妥协地保卫其成员的安全。
无论美国如何修正其对华对俄政策，都难以改变美国外交战略“大不列颠化”的大趋势，今后的国际格局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我们要坚持穷寇莫追的策略，尊重并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同时引导美国军事力量有秩序地淡出东亚，并准备以雷霆手段痛击为美国卖命的走卒。中国最好将自己清晰地定位为全球第三军事强国，沉着旁观美俄作为第一和第二强国作对碰撞，在中立的框架下维护中俄准同盟。在将来的中日战争中，美国无疑会与日本同舟共济，虽然主要会是装备、情报和后勤支援，但鉴于美日同盟在制造业特别是军工核心技术上的优势，中国需要得到军工强国俄罗斯的奥援。中华复兴最大的外部绊脚石仍是美日同盟，而中俄准同盟则是我们跃过障碍的撑竿。
在当前阶段，“智争软战”仍为对日上上策，以强大的军事威慑特别是核威慑为后盾，在经济、外交、话语权、规则权、影响力等领域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自年初以来，中国驻多国外交官通过国际媒体平台，大规模抨击日本右翼政客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在对日舆论战中表现出色，传播了中国声音，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理，这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觉醒。在社会层面，中国各界须集体发声，大力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并通过全球媒体传播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根据国际法和惯例，《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放弃的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战争赔偿要求权，而不是国民个人的索赔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