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崛起成国际化大都市，那些五六岁就喝阿华田、七八岁玩手机学英语、十几岁去美国英国夏令营的上海小囡恐怕没有几个能接受艰苦战乱的生活，就算个人意愿再强，估计也会被父母阻拦下来。
1963年夏，小学毕业的杨洁篪凭优秀的成绩考上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在“文革”开始后又称为中国外派的首批留学生赴国外深造，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杨洁篪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法宝。在当时，掌握外语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武之地，能够进入外交部工作就是上上之选。
现如今，上海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远东总部，和外面一些大公司、大企业相比，外交部的待遇相差很大。
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并不是看重收入，而是透过从事外交工作，为国民服务，并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外交官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荣誉感和荣耀感，也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话虽然这么说，一旦转化到真正选择中，年轻的上海人大多数会有更现实的选择。
江敬就说，刚入部的工资只有几千块，好在每月只用交300元具有补贴性质的房租，再加上吃食堂，能剩下一些钱。但是考虑到如今没有部委福利性分房，想要靠工资在北京买房实在是太困难。
和部里稀少的上海人相比，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则成为日后中国外交的绝对主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新入部的山东籍干部占近五分之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地理因素使然，山东距离北京近，能够进入北京工作，对于山东籍的年轻人来讲是不错的选择。
肯吃苦、家境一般也成为加入外交部新干部的标签之一，这种先天的奉献精神自然也会成就外交界的明日之星。
一个例子是，现任驻法使馆新闻参赞吴小俊，来自农村家庭的他在1998年初即被派往刚结束内战的非洲国家—刚果共和国，参加恢复大使馆的工作。
吴小俊回忆说，苦头并不会把他难倒，反而是觉得有些“悲壮”，因为刚从校门跨出来，一下子就跑到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那里战乱甫定，满目疮痍，治安状况非常恶劣；而中国大使馆历经了交战双方炮火的破坏，受损严重，对第一次驻外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令人难以想象。
如此看来，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外交部的上海面孔为什么越来越少，有时候，年轻时的苦难和磨砺并非坏事，踏遍了新天地尝尽了冰激凌的上海年轻人们，你们准备好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