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结束了建国以来的宗教宽容政策。大量的清真寺被关闭，所属土地被没收，宗教仪式的举行遭禁止，甚至官方主导建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在1958年被解散。直到1962年大跃进结束，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才稍稍恢复，不过没收的土地却并未还给清真寺。
后大跃进时期稍微放开的宗教政策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终止了。那时候的官方政策是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代替宗教。除了极少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还允许存在，绝大多数宗教场所都被关闭。狂热的红卫兵将伊斯兰教视为封建余毒和四旧之一。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及之后邓小平的上台，给中国伊斯兰教带来了新的春天。从1979年开始，整个新疆的清真寺开始得到修复。到了1984年，新疆已有14000个清真寺开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1980年恢复，麦加朝圣活动也再次得到允许。
不过，由于1990年巴仁乡暴乱和1997年伊犁事件，1990年起，所有宗教领袖必须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注册，他们必须支持党的领导，反对民族分裂。从1996年开始，在官方话语中，非法宗教活动明显和分裂主义联系起来。同年新疆的“严打”不仅针对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也打击与非法宗教活动有关的分裂主义。
伊斯兰教不同教派在新疆博弈生存
在回顾了近百年的宗教政策后，维特开始探讨这些政策，尤其是新中国的伊斯兰教政策变化对喀什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影响。
他以喀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海兹来特为例进行分析。海兹来特主清真寺的大毛拉叫阿不力买提，出生于1941年，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1947年，他进入阿帕克和卓宗教学院学习，到1954已学会背诵整部古兰经，并能将它翻译成维吾尔语，他在那里也学习了教法和其他宗教知识。然而宗教学院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而关闭，从那时起，阿不力买提放弃了宗教活动，转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80年起，因为改革开放，他才重操旧业，花了十年时间重新学习古兰经。很多当地年长的神职人员与阿不力买提大毛拉有相似的经历。他们在传统的宗教学院进行两到三年的学习，学习认识阿拉伯字母，学会背诵古兰经甚至只是几个章节。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神职人员被称为卡里。
与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卡里不同，一些借助改革开放而到中东去学习的穆斯林则接受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尔海米德，他在海兹来特北部扩建了一个叫土库兹塔什的清真寺。在那里，他宣扬他所认为的“正统”伊斯兰教，批评各种地方宗教修习、圣徒崇拜等，理由是后者在古兰经里没有根据。他鼓励信徒按照沙特汗八里教法学校的要求而非维族流行的哈纳费教法学校进行祷告。阿卜杜尔海米德清真寺布道的一个特点是鼓励平等主义的伦理，强调在真主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反对对宗教领袖的过分尊重，批评喀什地区流行的论资排辈风气。阿卜杜尔海米德教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倡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科技发展、经济进步相容。因为阿卜杜尔海米德及其信仰者的改革特质，其他维族穆斯林称呼他们为瓦哈比派。
1997年，阿卜杜尔海米德离开了毛拉一职。虽然如此，阿卜杜尔海米德的教义却仍然在维族年轻人中受到欢迎，一些缺乏古兰经合法化支持的地方性宗教仪式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争议。在后9·11的背景下，政府对于传教活动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对所谓“瓦哈比”穆斯林的压制也在增加。
维特博士最后在论文中总结道，教育体制的世俗化、印刷媒介的普及以及与外界穆斯林的接触已经削弱了喀什地区传统上以口耳相传为传播方式的宗教知识传递模式。不过，这种变化，依旧受到国家宗教政策变化的影响。（本文系“政见”团队专供大公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摘编）
【参考文献】
Edmund Waite，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he Kashgar Oasis，Central Asian Survey（September 2006）25（3），251－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