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人第一次直接联繫之前，斯诺登于5月初曾写到：“我明白我要为自己的所作付出代价，而将信息公布于世也意味着我个人的一种终结。”斯诺登还警告《华盛顿邮报》，那些要跟他一起深挖这个案例的记者在报道可以曝光之前，生命安全也同样会受到威胁。
斯诺登曾要求《华盛顿邮报》一定要在72小时之内发布有关“棱镜”计划完整的演示文稿。他亦要求《华盛顿邮报》在网上公开一条密钥，从而向一家驻外大使馆证明他就是那文件的来源。
然而，格尔曼对他说，不会对该报刊登的内容和时间作任何保证。斯诺登于是不久就联络了英国《卫报》，并简洁的回覆《华盛顿邮报》称，“对于我们不能在本案的合作上保持排它性，我深感遗憾。”
最终，《华盛顿邮报》于两周后的周四─即6月6日才刊登这个故事。而在刊登这条新闻前，该报就消息可能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害寻求了政府官员的看法，然后决定只刊出41张幻灯片的其中4张。
另外一次，在问及他身处何处时，斯诺登写到：“警察今天早上已经探访了我在夏威夷的家。这一定吓到了我的家人，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对此表现出了恐惧和担忧。
周一，当斯诺登的名字被公之于众的时候，斯诺登在酒店房间跟格尔曼进行了对谈。他说：“这在我的生命中并无先例。我做间谍大半生，极不习惯被当成焦点。”
格尔曼问斯诺登，他希望做哪一种“揭秘者”，是拥有美好结局的“揭秘者”还是要为此身陷囹圄的“揭秘者”？他说，“那要等世界人民来做裁决。如果我可以拿到难民身份，那么我将成为此类案件的第一个例子。如果拿不到，早晚还会有第二个我。对于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都已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