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仇外排外暴力活动的起因

　　新纳粹分子仇外排外暴力活动的起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

　　1.历史的沉疴和现实力量的聚集。德国历史学家格·曼在1991年10月8日对《快报》记者说：“一小撮粗暴反对外国人的纳粹匪徒的出现很容易唤起对1932-1933年的回忆。”60多年以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地宣示他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的主张，要求首先尽可能把欧洲的所有德意志民族联合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即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在这位独裁者看来，只有德意志人是雅利安种族中的优等民族，而将犹太人贬为“劣等”民族，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坏者。所以，他要在中欧建立一个坚强的日耳曼种族核心，作为主宰种族进行统治，征服或消灭“劣等”民族和种族。从1933年直止1943年的10年间，惨遭杀戳的、受迫害逃亡的犹太人多达六、七百万，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和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住宅、商店被砸毁或被焚烧。

　　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战后，纳粹分子、包括反犹太人暴行在内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种种罪行受到了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同时也受到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贵。从此，德国人民痛苦地觉醒了，他们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了希特勒，进行了非法西斯化，取缔了所有的纳粹组织，建设和平、民主的新德国。纳粹活动暂时销声匿迹。

　　然而，由于近几年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在整个欧洲大陆迅速蔓延，以及极右势力的膨胀，纳粹党等历史沉渣泛起，纳粹势力死灰复燃。德国极少数新纳粹分子以德国前独裁者希特勒为偶像，崇拜前纳粹党副头目赫斯和理论家戈培尔，大肆宣传大日耳曼民族的纯洁性和反犹太人等纳粹主义思想，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所有在德国的外国人，其气焰十分嚣张。

　　严格地讲，德国新纳粹主义早在1987年就已悄悄萌芽。不过，当时其人数不多，以“光头派”为主，而且是“孤立的”。他们集会时的人员组成不断变化，集会地点也大多在常去的酒巴，从酒精和强烈的摇滚乐中寻找刺激，然后当场商定采取小行动。

　　两德统一后，德国因“重建”东部而出现的经济困难，尤其是东部的经济不景气和严重失业现象，使部分德国人特别是东部的年轻人和失业者对现实产生不满。借此机会，新纳粹组织加紧召募新成员，少数青年便愤而加入了纳粹组织。另外，少数“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迷失方向”的年轻人也加入或组织成立纳粹组织。这样，不仅已有的纳粹组织有所扩大，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纳粹组织。

　　根拱联邦宪法保卫局公布的数字，截止1991年底，全德共有76个新纳粹党和激进的右翼组织，总人数达11万人，其中新纳粹分子约4万人，新纳粹“光头分子”(身着黑色皮衣、脚穿皮靴、剃着光头的人)为4200人。

　　新纳粹分子甚至开办准军事训练营，培训后备力量。其中积极主张建立第四帝国的“运动组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森林里开办了几个准军事训练营。他们开设为期一周的领导任务课程，每次培训20-25人，参加者除德国新纳粹分子外，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新纳粹分子，比如英国的极右分子。在柏林，有一批新纳粹分子已实现“军事化”，并按严密的组织纪律生活。除了上街殴打外国人之外，他们要随时准备履行“义务”，执行其上司的“命令”。目前，德国新纳粹正在加强与国际新纳粹组织建立联系。据德国警方说，德国新纳粹还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大后方。

　　与此同时，德国的极右势力不断增强。1992年4月6日的地方选举震动了整个德国。两个极右翼政党——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在巴登——符腾堡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得票率明显上升并一跃成为两州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从而打破了迄今仅由基民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等4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决定德国政治形象的平衡局面。这就是说，极右翼政党跻身于德国大政党行列或正在成为必须被纳入政治考虑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德国面临新的不稳定的危险的考辊。众所周知，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在移民间题上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在外交上则反对承认德波条约。它们正是利用人们对外国人日益增多的担忧，煽动种族主义情绪而赢得选民特别是来自东部青年中的“幻想破灭者和失业者”的选票的。它们的势力加强，尤其是在议会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然对州政府乃至联邦政府的有关政策产生影响或加以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已成为新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强有力的支持者夕因为它们的目标是与新纳粹一致的。

　　2，外国难民和移民的大量涌入。德国目前遇到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约有近千万人丧失生命，因伤致残而失去劳动能力者更是不计其数。出于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恢复、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起飞的需要，联邦德国不得不吸收大量的外国劳动力。除战后仍留在东欧各国的德国人纷纷回到德国外，到1964年来德的外籍工人已达功。万。1973年，联邦德国的劳动力已呈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尽管波恩政府当时已决定停止招收或接纳外籍工人，但由于其经济的诱惑力，外籍工人和难民仍旧源源不断。 特别是自198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和地区武装冲突，数以万计的人远走他乡。这些人首先涌向西欧，而德国作为欧洲的一个最富有的国家，则更是首当其冲。

　　1990年，抵达德国的难民和移民人数总共达100万，其中难民约20万，1991年总共68方，其中难民近26万，1992年1-9月，仅到德国申请避难的已达50万人。德国在1990年10月统一后的人口总数为7800万，而现在在德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约600万，约占德国总人口的8%，其中土耳其人最多(约130万人左右)，来自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人数居第二位。 如此之多的外国难民和移民涌入德国并“长期居留”，不得不使许多德国人担忧。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外国难民和移民问题是德国人最担心的十大问题之一。人们担心，已经和正在涌入德国的大量外国难民和移民会使德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并给德国带来许多额外的经济负担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特别是德国东部的失业者认为，是难民和移民，是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似乎只有外国人离去，他们才不会失业(德国目前失业人数已超过300万)。于是，他们中间除抱怨、厌恶外国人之外，同时产生了一种日趋严重的排外情绪。这就是在新纳粹分子每次采取暴力行动时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围观者为其呐喊助威的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外国难民和移民大量流入，至少已给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使德国财政面临额外的巨大压力。大量的外国难民和移民涌入并居住德国，首先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据统计，近儿年来，联邦、州和乡镇每年平均要为每一个难民支付多达1.5万马克的生活费用，比如1991年仅为难民的伙食和居住提供的资金共达45亿马克，1992年已增加到54亿马克。此外，还要为每一个难民提供医疗、交通、警方服务等方面的费用。这笔巨大的开支对德国来说显然是额外的负担。东部有40%左右的青年认为，外国难民是德国的“累赘”。第二，导致国内需求急剧增长。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住房需求增长尤为突出。原民主德国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原联邦德国的人均住房面积为34平方米。按照原联邦德国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的标准计算，统一后的德国共缺少250万套住房。而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无疑使统一德国的住房紧张问题更加严重。为了安置外国难民，德国已挖掘了其全部潜力，甚至连乡镇的礼堂、体育馆、集装箱和轮船都利用上了，二战时期残存下来的碉堡也住满了人。即便如此，还是解决不了日益增多的难民的居住问题，各地软不得不搭起许多拥有500张铺位的大帐篷来收容难民。由于住房紧张为历史罕见，房租涨价迅猛。仅这一点己使德国人难以承受了。第三，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带来间题。从整体上看，外国难民和移民的素质较低。许多寻求避难者“只会花钱，危及内部的安全”。这些人将发给的钱花光了，就走出“收容所”，到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行乞、诈骗，非法经营，甚至参与贩毒等其他的非法活动，有的露营户外、横躺竖卧、乱扔垃圾、污染环境、破坏秩序；有的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甚至盗窃汽车等。据统计，1991年全德共发生的530万起刑事案件中，近26%的为外国人所为。有组织的团伙犯罪也有增无减。据德国宪法保卫局1992年8月份统计，随着外国难民、移民的大量流入，外国极端分子组织越来越多，其成员共达5万人，其中土耳其极端分子集团的成员约有3万人，伊斯兰极端分子集团成员达I.72万人，“库尔德斯坦劳动党”是在德国的库尔德人最活跃的组织。外国极端分子的暴力事件已邮990年的44起增加到目前的59起。此外，意大利黑手党和原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的犯罪团伙(包括间谍分子)也随着难民潮潜入德国，它们从事着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从敲诈勒索、毒品交易直至从事间谍活动。

　　3.暂时的经济困难。德国统一后，联邦政府在国内需要解决的首要间题是振兴东部的经济。众所周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或者说在东西两个德国的历史较量中，民主德国遭受失败而被联邦德国“吞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德国的经济大大落后于联邦德国。在两德统一前的40多年间，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其社会总产值仅为联邦德国的1/3，每个家庭拥有的财产为联邦德国的1/5，职工平均月工资收入也仅为联邦德国的1/3，其基础设施更无法与联邦德国相比。因此，要使原民主德国地区的经济(包括人民的生活水平等_)达到原联邦德国的水平，统一德国必须给予大量的投入。1991_年，西部给东部的财政援助达1350亿马克，1992年又有1000多亿马克投向东部，但这仍远远满足不了东部的资金需求。据专家们统计，为使东部经济在2000年达到西部80的水平，总共需要投入1.5万亿马克。这就是说，联邦政府每年需要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即1400-1500亿马克投向东部。

　　然而，就在东部建设急需大量资金的时刻，德国经济由于受世界经济衰退等因素的影响，偏偏又开始陷入不景气之中，特别是东部的经济依然存在十分严重的困难(水电、房租、邮政、交通等费用大幅上涨，失业人数达100多万)。按联邦政府1992年年初的经济报告，西部经济1992年将增长1.5%，东部经济增长10%，全德平均增长2%以上。而按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所1992年秋季鉴定报告，西部经济1992年仅增长1%，东部经济增长5%，全德平均增长1%。

　　经济少增长1%，则意味着联邦、州和乡镇财政一年分别少收入100亿马克。这无疑使德国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很显然，为了解决振兴东部经济所需的资金，除了呼吁各界历行节约和考虑削减一些开支之外，德国政府又不得不另找出路，其中向全体居民转嫁统一负担，即实施增税方案近在咫尺了。而这恰恰是德国人，尤其是西德人最担心、最恐慌之事。民意测验结果表明，97%的西德人已不愿再为东部建设出钱。所以，德国司法部长施纳伦伯格坦率承认，仇恨外来移民和难民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德国经济出现的暂时困难。

　　4.两德迅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近两年来，德国东部发生的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要比德国西部多得多，而且通常较为暴烈。原民主德国公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既没有对西方(德国西部)眼花晾乱的自由世界的亲身体验，也缺少面对国际大世界的经验。两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实现统一，资本主义制度一下子在原民主德国地区“生根”、“开花”。形势急剧变化所提出的各种挑战，把原民主德国公民推进到茫茫失措的境地，他们“在什么也不会的感觉中生活”，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了的“安全和依赖”。特别是当一部分人因铁饭碗被打破而失去工作并“沦为二等公民”的时候，就将气和不满发泄在比他们更弱的外国难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