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诚的家教，他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沈诚有三子两女，沈琬排行老三，是大女儿。7年前，她从供职的媒体辞职，到复旦大学读了个国际关系博士学位。3年前，她和丈夫经营的火锅连锁品牌太和殿进驻上海。
1980年代之前，沈家五兄妹对大陆毫无感知。他们出生前，父母先后从大陆到了香港，但香港也不太平。由于时局动乱，1952年沈玮仑出生时，连户口都不敢去报。1967年，随着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平民骚乱爆发，全家又从香港到了台湾。
蒋介石时代的台湾经济还很落后。沈琬初到台湾时10岁左右，那时台湾很少有家用抽水马桶，这让从繁华世界香港搬过来的沈家人很不习惯。沈诚虽然在台湾行政部门任职，但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沈玮仑记得，当时沈家住在乡下，他总要买很大的鞋，为的是可以多穿几年，平时舍不得多穿，到了学校门口，才把脚洗干净穿上鞋去上学。
沈诚的父亲曾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沈诚的岳父是商人，但岳父的父亲曾担任清朝官员，沈家子女也有满人血统。一边是书香门第，一边是贵族后裔，沈诚常对子女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多事情别人能做，你们不能做”。
比如吃饭。按照沈家的规矩，小孩子在上初中后才能跟大人一桌吃饭。沈琬现在还记得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场景。“大哥先喊，爸爸吃饭妈妈吃饭。接下来是二哥喊，爸爸吃饭妈妈吃饭大哥吃饭。小弟最倒霉，全部都要喊一遍。”她哈哈大笑。
在父亲拿起筷子宣布吃饭后，第一步要先拿碗，吃一口白饭才可以夹菜。如果夹菜时筷子上留有米粒，或者用筷子在盘子里乱翻，父亲马上就会把筷子挑起来丢掉，还要把小孩轰下桌。“如果握筷子的手势奇形怪状，爸爸就会责备妈妈没把小孩教好，中国人连筷子都不会夹怎么行？”沈琬说，她当时心里觉得有点气：“什么时代了，还要这么封建？”
气归气，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是感恩。对沈家子女来说，毛笔字是必修课。在练习时，父亲常常会从孩子身后突然抽笔。如果笔一下被抽走，说明没有握牢，写出的字就会没有力道，不入流，就会被罚。如果写得好，就会被父亲叫去誊写公文。
不久前沈琬在一家酒店写毛笔字，在场的人都很讶异。“你是书法家吗？”有人好奇地问。沈琬说，这真的要归功于严肃的父亲。
相比之下，母亲的开明显然更受孩子们欢迎。“她的理论就是说不要得第一名，第一名就没有人跟你交朋友。东西学会就好，不是表现在分数上面的，分数不高也不要难过，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努力就好。即便是爸爸写给我们的家信，她都不会拆开来看，她会说那是爸爸写给你们的信。可是我们拆开来明明这信就是写给妈妈的。我说明明就是写给你的，干嘛让我拆？但是我妈就说不行，你拆开之后我才能看。”沈琬说。
母亲的脾气最对沈玮仑的胃口。沈玮仑跟沈琬长相酷似，但性格却迥然有别。沈琬小时候性格乖巧，是家里的开心果，但沈玮仑却是家里的“混世魔王”，没少让父母伤脑筋。用沈琬的话说，“要多皮有多皮，每天都在不断地出事”，“要是他每天不闯一个祸，我们家就真的天下太平了”。他不是把牙摔掉了浑身是血，被送到医院，就是放鞭炮烧到了别人。看到和尚头上有戒疤，他就拿香去烧父亲朋友的脑袋。成绩也一塌糊涂。全班有44人，他是第40名，还“乐观”地跟父母说，还有四个人在我后面呢。父亲被气得不行，一度写了断绝父子关系书，让他签字。他说自己签完之后“轻松得一塌糊涂”。
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把沈玮仑带到香港的一个茶餐厅，跟他说，自己很痛苦。他问为什么。当时沈玮仑的大哥因病不愈，只能呆在家里，排行老四的妹妹和最小的弟弟都还没出生。“他说，我唯一的希望就在你身上，因为你妹妹还小，是个女生，你哥哥又不行了，现在怎么办？希望你好好读书。”沈玮仑说，这是他跟父亲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谈话，几乎让他脱胎换骨。五年级考试的时候他已经能考到第十名，之后成绩一直很好。高中毕业后，他申请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1984年加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当时毕马威也开始在中国市场做业务，而沈玮仑是当时毕马威里唯一一个中国人，自然成为毕马威派到中国的理想人选。
至于能否打开局面，他并没有把握，于是写信给父亲问是否有“关系”。父亲回答说“你过来就好了，我自然有办法”。他回来后，父亲带他见的人把他吓到了。“我做人的气度不一样，能做很多很好的判断，能学到他们（那些大人物）坚强的那一面。”他如此总结跟父亲出入政界场合给自己的影响。
但在那个年代，走上层路线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成功可能性。他曾经负责过可口可乐在中国第四家工厂的项目，并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杨虎城长子）帮忙，但也没成，原因是当时可口可乐是受限制的商品。反倒是在香港和美国的几个案子，成为他在毕马威的升迁跳板。1991年他离开毕马威时，已经是合伙人，年薪超过100万美元。
90年代中后期，沈玮仑在香港做超市，遭遇疯牛病、鸡瘟、亚洲金融危机等一连串打击，一亿多港币打了水漂，很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经验。没输过的男人不是男人，输过以后你会想着怎么去赚更多的钱。”
如今的沈玮仑年过花甲仍活得像个斗士。他不仅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还在杭州启动了一个电动车项目，尽管他从来没有汽车行业的从业经验。2013年，国内最大的汽车设计公司同捷科技董事长雷雨成因与股东严重分歧被“下课”，沈玮仑是向雷雨成投反对票的股东之一。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沈玮仑被形容成一个恶魔。“你觉得我像恶魔吗？”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