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刻出访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苏联是领土最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结盟，对改变世界格局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没有维持几年就土崩瓦解；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于是，就在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位苏联籍记者秘密造访台湾，并受到蒋经国接见。该记者访问台湾的目的，是想了解苏联与台湾联手“除掉毛泽东”的可能性。由于这件事极其敏感，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和台湾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外交活动”。
两个关键的人物
在这次神秘的外交活动中，时任台湾“新闻局”局长的魏景蒙和《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是两个关键人物。
魏景蒙是浙江杭州人。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津《庸报》和上海《时事报》记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抗日战争中，他应邀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当他问及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并指出第三国际的解散不过是“一种戏法”时，致使毛泽东很不高兴。他指责说：“魏先生，你的话极不妥当!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心灵上永远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已不再重视结构上的团结。”1949年以后，魏景蒙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担任英文《中国日报》发行人和中央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维克多·路易斯造访时，他正在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任上，安排接待了这位神秘的客人。
相比之下，维克多·路易斯的经历和身份则更为复杂。他1928年出生于莫斯科，1949年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因遭遇斯大林“大清洗”而被捕入狱。1956年出狱后，他曾经为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充当翻译，后来担任《伦敦晚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达20年之久。此外，他还与英国籍妻子珍妮佛开了一家出版社，专门为外籍人士出版《苏联指南》和《莫斯科资讯》。路易斯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做事老练。据说他在乡下拥有一所豪宅，里面不仅有室内游泳池、室外网球场，还有数不清的古董、名画和雕像，因此他经常在家中接待外交界和新闻界的朋友。
作为新闻记者，路易斯的采访报道经常是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比如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他是西方媒体中第一个得知此事的人。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他曾经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警告：如果不主动修复双边关系，苏联很可能会使用核弹进行袭击。此外，他还以独家报道的形式披露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的变更、持不同政见者的动向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新闻。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工作人员，有人说他即便不是KGB特务也是他们的传声筒，还有人说他是双重或多重间谍。
一次试探性接触
1968年10月中旬，台湾驻日大使陈之迈给魏景蒙发来电报，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希望访问台湾。为此，魏景蒙立刻向蒋经国作了汇报。蒋经国请示蒋介石之后对魏说，他们同意路易斯来台湾访问。
在此之前，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外交官曾经把蒋介石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送给路易斯。路易斯看过后，认为这本书对苏俄的评论很不公平。他对这位外交官说：你们不要一味地把苏联当作敌人，而应该主动与莫斯科进行接触。在这方面，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0月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路易斯。刚一落座路易斯就明确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探寻苏联与台湾建立正常交往的可能性。他强调：“虽然我不是俄国政府派来的，但至少我可以起到传话的作用。”
听完路易斯的表白之后，魏景蒙不无忧虑地说：“我们过去与苏俄合作有惨痛的经验教训。”这话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路易斯解释道：“那些事情都是斯大林干的，现在的苏联早已今非昔比了。你们不要对那些不愉快的往事耿耿于怀，应该在寻求又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两国关系。比如双方不仅可以建立会谈，还可以在新闻、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
此外，路易斯还提到毛泽东、国际共运和“两个中国”等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次会面给魏景蒙留下的印象是：“俄国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则由国民政府统治。”临别时，路易斯还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能够会见蒋经国并与蒋合影留念。路易斯说，这样做是为了在“传话”时增加自己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