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人：在您的《父亲与民国》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让我非常感慨，那就是您后来搞昆曲的那段时间，有一次您宴请了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昆曲名家张继青，宴席是您请南大代办的，结果他们选中了离中山陵不远的“美龄馆”，那里原来是宋美龄的别墅。结果您说自己吃着吃着饭，就发现那里的环境似曾相识，后来您终于想起了1946年宋美龄曾在那里办过一个圣诞节派对，您母亲带着您和您的四哥参加了派对，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也带着孩子参加了那个聚会，作为孩子您当时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觉得宋美龄有一种世人不及的高贵。也是命运的安排，几十年后，在不经意间您又回到了那里，记忆的闸门被提拉起来，往事如洪水般喷薄……跟您说，这是我认为人生中最有美感、却又最受不了的东西，您遭遇的这种“却是旧时相识”的情境，恰又喝着“三杯两盏淡酒”，可是“雁过也，正伤心”？
白先勇：其实那个party很有政治意义的，为什么开这个party呢，是欢送马歇尔，那时候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调停，调停一年失败了，灰头土脸要走了。宋美龄安抚他，就开了圣诞party，就把我们弄了去，表面要冲谈政治意义，只是小孩子来玩呀，其实在安抚他。
那次聚会上我见到了宋美龄，我前前后后见过她三次，都是去她家里，在上海去过她家里两次，在南京去过一次。另一次在上海见面更有意思，那一次宋氏三姐妹我都见过了。那是1946年的复活节，因为信仰基督教，宋美龄又开party，把这些小孩子又请去了，大姐宋蔼龄，我们的国母宋庆龄也去了，大家一起欢聚，三姐妹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到花园里找彩蛋，游戏也是美国派头，把鸡蛋染得红红绿绿的，哪个人蛋找的最多，就有礼物，小孩子，好玩呀。（王逸人：出身真的没法选择，
看您说得这么平常，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做游戏，这样的场景很多民间的孩子恐怕想望一眼都望不到的。）
王逸人：在您马上要出版的新书《关键十六天》里好像写的是白崇禧将军是代表国民党去台湾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宣慰，并让台湾及时恢复了秩序的那段历史，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一些情况，我看过一个资料跟您证实一下，“二二八”事件中有很多报社的社长、发行人、总编辑，以及律师、医生等知识分子，被宪兵押走后就被杀害或失踪了，这个情况属实吗？
白先勇：这个事件，背景比较复杂，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让陈仪来接收台湾，当时台湾不同大陆，大陆是由省主席也就是省政府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来当主席，台湾是采取类似日据时期总督的那种行政长官制，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有军政大权。在这个情况下，陈仪是想有一番抱负作为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出奇地放宽，经济上抓得很紧。他在政治上放宽的结果，就是很多报社应运而生。很多知识分子回归祖国怀抱，后来他们发现陈仪政府好像贪腐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报人们就不断地抨击陈仪，如果1947年2月27日晚上没有那查缉私烟的事故呢，也恐怕会有其他事故会成为导火线。事件发生之后全台暴动，陈仪刚开始跟地方士绅说，你们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因为台湾没有多少驻军，驻军都调回大陆去打内战去了，但在3月9日的时候，他向蒋介石请的援军到了，整编第21师从基隆上岸，上岸之后开始捕杀精英阶层人士。28日事件爆发以后，台湾人对外省人非常愤怒，开始打伤打死了不少外省人，于是事件又变成省际人群的冲突了。台湾人在日本人手里50年，除了老一辈之外，当时的少壮都是在日本教育下长大的，穿日本衣服，唱日本军歌，“二二八”事变后他们甚至沿街盘问外省人，如果你会说闽南语就是台湾话，再用日文问你，如果你这几关没有过的话就打人，因为他们会认为外省人来台湾占尽了资源，他们只觉得受到了剥削压迫，经济上的压迫，这样的现象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该把怨气发泄在无辜的外省人身上。3月9日之后陈仪开始抓或秘密逮捕相当多的报社人员、律师呀，台湾的本省级的地方精英都被逮捕了，这个情况下台湾陷入恐怖的状态，风声鹤唳，很多人都死掉了。
我父亲大概在3月11日左右，想来台湾宣慰，陈仪跟蒋介石建议现在不要来，3月17日再来，所以延迟到3月17日，我父亲才从南京飞到台北宣慰，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说的关键16天指的是3月17日开始到4月2日的17天16夜，这16天呢，是处理善后问题，阻止“二二八”悲剧扩大，止痛疗伤的历史时段。这个时候我父亲下了几道关键命令，一到了台湾当天就以国防部长身份下了第一号命令，就是基本上从宽处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不许搞秘密逮捕。这一道命令救了好多当时已经判了死刑的人的命。其中有那么五六个人，五花大绑、蒙着眼睛，拉去法场上枪毙了，走到一半，我父亲的命令到了，要刀下留人。后来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人，今年已经89岁了，讲起来，心有余悸，哎呀，他好感动。握着我的手说，你父亲的一道命令，让我多活了66年。这类的事情当时发生了很多，被救的人确切数字我不知道，我父亲不是救了某些人而是全台湾省的命。第二道命令是不追查学生，他们年纪轻嘛，不懂事嘛，这些措施对安抚当时的台湾民心也是很要紧的。
因为这个事情，我父亲在台湾民间声望很高，如果你看这本书，最后一章，当年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很多人来悼念，大部分我根本不认识的，各地的乡长、校长，一大堆。应该说我父亲在台湾的民间声望排在国民党将领里面第一个。后来有特务盯着他，一看就看了17年，1天24小时三班制。我就在想那时他一没有兵权了，二没有政权了，三也不跟外面的桂系联络，对蒋构不成威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后来我们想明白了，就是因为我父亲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民望太高。而这犯了大忌，你知道1949年后蒋介石去台湾最忌讳的是什么？是台湾人和我父亲这样有名望、有地位的外省人勾结，他最怕这个。
王逸人：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八卦，但八卦历史或文化我倒是很乐意，以您的身份和经历，应该见过很多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都有谁呢？梅兰芳？张大千？溥心畬？张爱玲？总之您就说个给您印象最深的文化人吧。
白先勇：您说的这些人里我见过三个，梅兰芳我是在抗战以后在上海的美琪大戏院见到的，他演出的是昆曲《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我跟我母亲去看他的戏，后来我所以做昆曲《牡丹亭》，可以说这是最初的发因。第二个张大千，我在台湾去拜访他，又跟《游园惊梦》有关系，当时我把我的小说《游园惊梦》改成舞台剧，在台北公演，做海报，张大千有名望啊，我跑去向他求字，请他写“游园惊梦”四个字，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第三个张爱玲，我们在一起吃过饭，那是1961年，我刚在台湾大学毕业，已经开始写作了，有一群年轻作家朋友。当时台湾美国新闻处的处长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把我们这一群人请过去和张爱玲一起吃饭，她很文艺、很高雅、也很和蔼，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交谈得很高兴，我很奇怪她一直在上海竟然讲了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话。
王逸人：是吗？我记得戴文采去美国追了晚年张爱玲那么长时间，她就是一面不见，甚至立刻搬家的。
白先勇：那时她还不那么避世。
王逸人：现在回顾一下您的文学历程，很多年前我曾看过一本没皮没尾的杂志，黄黄的，至今都不知是什么，但那期杂志的主题是“台湾现代文学”，第一个选的就是您的作品，第二个是陈映真的，我都看了，但写的是什么我忘了，我倒是记得有一个和你们名气比起来不算大叫宋泽莱的作家，他那篇小说叫《打牛湳村》。后来，书读得多了，才知道原来都是《现代文学》的那一代人，几年前我在北京采访舒国治，他还和我说：我也有在那个《现代文学》上发表过文章啊！您创办它时才23岁，这个年龄在今天来看是刚刚大学毕业，还什么都不懂的年岁。您怎么就干成了一件后来只要书写台湾文学史就绕不开的大事？
白先勇：那时候我们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他也曾是老北大的校长，他是“五四运动”的干将，学生领袖，有这么个校长领头，我们也想效仿搞个文化运动。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于是办起了那本文学杂志，当时我们也没钱，我去弄了一点基金，办杂志是作者没有稿费，编辑没有编辑费，就连印刷都是自己跑，没想到一办就办了20年，拖拖拉拉20年，培养了一大批台湾作家，他们最初都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人。我们有个办刊观点就是誓死不让文学以外的力量干涉，左也不要，右也不要，文学就是文学，尽量做到纯。我有一个观念，文学要是只被用来做各自立场吵架的工具，那文学就被吵坏了，文学是很孤独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为什么都要写得一样？
对话人简介
白先勇：台湾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上海、香港、台湾。1957年，入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其中《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12年出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下册）。上世纪90年代后大力推广昆曲，自编自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在观众和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也推动了昆曲走向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