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分布图（制图/宋代伦）

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区域合作齐发力，乱花渐欲迷人眼。

今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格局呈现“东部缓中趋稳，中部稳中有进，西部稳中有忧，东北降幅较大”的趋势，经济差距“总体在改善、局部在扩大”的特征十分明显。与之形成呼应的，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区域规划的层出不穷，构建出崭新的经济布局。

这一政策取向不难解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总量悬殊的区域不均衡现状。当年的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通过沿海地区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梯次发展，即所谓“雁行发展模式”或“梯度发展模式”，但随着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这一区域不均衡状况已滋生出诸多困局。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决策者的一大头痛事。其间，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先后提出，根据不同禀赋特点，又划分出若干个经济圈、经济带，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更进一步，还细分出若干个经济区。这种总体上的决策安排，覆盖了几乎所有国土面积。但是，这样全覆盖式的规划，未免过于粗放，往往在微观的制度安排上不能落实到位。

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发展到了多种“区域病”并发的阶段，只有通盘考虑西部的“落后病”、东北的“萧条病”与东部部分城市出现的“膨胀病”，才能防止中国的发展步伐因此困扰而放缓。统筹区域发展，正是为了综合解决这些问题。当局从思路上对粗放式的战略规划进行了调整：即出台“细分式”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开始在关键性的点上“做眼”，以点带面，盘活“大龙”。

自从去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未来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就触动了各地方省份的敏感神经，掀起了一轮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规划热潮。今年地方两会发布的31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至少有29个省份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其中大多数省份把建设城市群、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显示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各省区已放弃“孤岛求生、单打独斗”，选择携手发展、合纵连横。

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已经“全面开花”，新一轮的区域改革试验也开始探索各自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将从地域空间入手，从根本上解放各地的生产要素，缓解各种结构性矛盾，缓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收入差距。

四大发展潜力股显现

站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历史新起点来看，流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1/5、大约有6亿人口、经济总量超过全国四成的长江经济带，无疑是今后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区域。

2011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了“两横三纵”(即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国土开发总体格局。而长江经济带将成为推动腹地发展的“新支撑”，通过促进流域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有利于全流域开放的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的共同市场，从而构建东、中、西联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另外，今年以来，被称为“一号工程”的京津冀一体化话题持续发酵，一度成为多区域协同发展的最强音。无论是三地频频签署多项合作框架协议，还是京津冀规划将于近期出台的报道等诸多细节，都让人们着实感受到了京津冀一体化主战场的火热。

这一规划不仅是本届政府标志性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愿，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纷纷就推动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发声，区域协同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意味着，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协同发展将进入重大机遇期，未来将主要在打破行政壁垒、促进三地经济均衡发展、环境保护和缓解北京城市压力等四方面发力。

而随着11月初习近平的福建平潭之行，“平潭概念股”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据说此前习近平在闽工作时曾20次到平潭调研，有很深的“平潭情结”。此次重访旧地，特别叮嘱“实验区是全国独创，要继续探索，”断言“平潭发展面临的不是百年一遇而是千年一遇的机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业内认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外贸改革试点条件，也是两岸关系的试验田，未来平潭很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成为第二批自贸区试点的可能性极大。

毋庸置疑，由习近平亲自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在其左手收拾完国内时局，右手已经开始在中国版的全球化棋局上布子，这一发展战略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包括次区域合作的大湄公河合作，还有经济走廊、经济开发区、互联互通、人文交流、跨国运输线、金融合作等，可算是中国从地区强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战略路线图。

被视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的推行，一方面可以实现立足亚太、牵手东盟、穿过中亚、通向欧洲的目标，重新参与确立新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对冲国内经济下调风险，无疑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战略。

区域合作是政治问题

然而，不可否认，版块格局形成了人为的割裂，竞争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争取资源要素，争抢产业项目，争夺增长速度和总量排名，争当中心城市和城市圈、城市群“老大”。竞争激发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但也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甚至造成圈与圈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无序和恶性发展。

这也造成了，众多发展程度类似、地域相近、资源禀赋类似的地方同时构建城市群，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内耗。在很多经济版块，各方在会上谈得很热乎，会下却各打各的小算盘，未能实现基础设施和市场的一体化，没有成立区域合作协调委员会，形成区域合作间共同认可的制度机制。具体体现在，上下风向之间、同流域上下游之间的产业布局没有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铁路枢纽安排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存在重复建设或人为阻隔，所谓区域合作就成了纸上谈兵，整个经济区都未能展现出活力。

可以预见，2015年乃至未来五年间，中国将形成多个核心经济圈带，它们对全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贡献也将进一步增大。为避免彼此之间围绕项目、资本、人才甚至政策展开新一轮无序竞争，一是要解决区域内“大哥”和“小弟”之间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二是要打破行政区划上的限制，全面梳理当前制约区域合作的体制上、机制上、法规上的障碍，真正打破区域封锁和区域分割，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杜绝过度开发、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

合则共赢，分则全败，迟则俱亏。惟其如此，竞合才能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有望打造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崭新驱动力。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肇始于1982年“首都圈”概念的提出，京津冀一体化的孕育历经了漫长的三十多年。期间，几易其名，甚至在地理划分上也几经变更。

伴随“习式棋局”的轮廓初现，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合体”也迅猛推进。及至当下，漫长的孕育期已孵化出“三胞胎”联动发展的雏形，与珠三角、长三角南北呼应，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

由于孕育期的太过漫长，京津冀一体化错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青壮期，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一直被视为无法融合的“双黄蛋”。京津为双黄，河北像蛋清一样将两个紧紧相连的直辖市包裹其中。因为没有高层级的外力干预，三地在经济层面上各行其是，处于相互割裂，竞争大于融合的境地。

与邻为壑的属地观念造成了1十1十1＜3的尴尬局面，这在牵制整个经济大盘的同时，也造成了现实的诸多困境。三地之间的经济体量形成断裂式的鸿沟，京津洼地和虹吸效应将河北的优势资源几近榨干，三地大气污染已经让居者忧心忡忡，北京城市病已入膏肓。这既不符合“先富与共富”的历史宣言，也不符合中国道路的政治正确。

因此，如何将“双黄”与“蛋清”互为融合，甚至孵化出共进共享的“三胞胎”，一定意义上成了习李政府的“一号工程”，而政治先行成了破局的关键所在。

身份异同与现实困境

由于行政级别和自然属性的差异，“三胞胎”在不同的维度有着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的差异在中国式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转换成了一种历史困境，更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中梗阻。

首先是行政级别的不同，北京以首都和直辖市的双重身份独领风骚，天津以直辖市的身份居其二，而河北的省会城市石家庄也仅仅是一个地级市。这种行政级别的差异最直观地体现在了地方领导的不同身份上。北京方面，市委书记郭金龙为政治局委员，市长王安顺为中央委员，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副市长陈刚三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天津方面，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市长黄兴国为中央委员，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新晋副市长段春华一人。河北方面，省委书记周本顺与省长张庆伟同为中央委员，而副书记赵勇与常务副省长杨崇勇二人则是中央候补委员。

通过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及级别，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地在中共权力架构中的话事权，而这种话事权可以有效地争取到最大的政策与资源支持。

作为首都的北京，又是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驻地，这更是津冀两地无法望其项背的硬实力。所以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格局中一家独大是带着先天的基因。

在自然属性方面，虽然河北体量巨大，并且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但由于地理上将整个北京和天津（除了东南部的渤海湾入口）包裹其中，所以在虹吸效应的催化下，这种人力和资源的优势都被吸附殆尽，并且要积极充当首都北京的“护城河”与“排污池”。

北京的政治地位有利地对冲了地理位置上的腹地化。而天津则东临渤海，是天然的远洋航运港口，由此地理优势而建成的副省级国家新区成了天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因为身份的差异而带来了一系列掣肘京津冀一体化进展的现实困境。首先是政治地位不对等造成的行政藩篱，只有单向度的利益输送，而没有形成对河北的反哺机制。其次是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北京集中了大多数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天津坐拥高端制造业，而河北只有高污染、高耗能、低收益的钢铁及化工产业。第三是社会资源的严重失衡，北京集中了大多数教育、医疗和科技资源，也是央企的总部基地，而津冀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尤其是河北，相对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

而这种现实的困境又直白地反映在了具体的数据增长上。刚刚过去的2014年上半年，天津的GDP增速为10.3%（总量：6579亿），北京为7.2%（总量：9112亿元），而河北只有5.8%（总量：13155），位列倒数第二，居黑龙江之前。

由于GDP数据在地方干部的考核中长期占最大权重，所以，地方干部又会暗中结成利益共同体。京津不情愿向河北输送优质产业，河北又不愿意放弃暂时能带来GDP效益的钢铁及化工产能。由此，需要强力的顶层设计来擘划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和三胞胎的平等化。

习近平的“京津冀”情结

2012年12月，赴河北阜平县慰问困难群众，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第一次赴基层慰问民众。2013年7月赴正定及西柏坡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9月全程参加并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3年5月习近平从北京乘坐城际列车前往天津，深入到厂房及田间考察，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

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就破解特大城市发展难题进行调研。并在当日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上述是习近平自十八大接掌中共最高权柄之后涉及到“京津冀”的部分活动，其中对河北“用情最深”。没错，习近平的仕途之路正是从河北正定开始，这一段历史在媒体报道中，已人尽所知。不仅是在总书记位子上，其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期间，依然对正定充满了情感，邀请正定干部跨省学习，利用浙江资源打造正定国际小商品批发市场等。2013年7月再回正定时，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专程看望了30多年前的老同事，并称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深不深，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寄情于冀，这是习近平自离开正定后关涉河北的真实写照。于此，河北在京津冀三地中的弱势地位与积贫的状态，对如今作为国家最高首脑的习近平来说，应是一个想急于解决的现实困境。解决好了，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三赢的结局，其一是盘活了经济，其二是符合了中国道路的政治正确，其三是还情于冀。

河北在中共历史上有及其独特的地位，被称之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圣地。中共进京赶考前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就在位于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之后毛泽东率众进京，由此翻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新篇章，也奠定了西柏坡作为中共政治福地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西柏坡会议”。

习近平在上述正定之行结束后赴西柏坡调研，期间，习近平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其实，对应着历史的另一面，中共关于京津冀一体化联动发展的大考也才刚刚启幕。

因施政理念的相近，外媒将习近平称之为“年轻版的邓小平”，在邓式改革之路上继续推进深化。因此，邓小平许下的“先富与共富”的诺言，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由京津带动河北脱贫致富正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综合个人、历史、现实以及政治的因素，习近平对于“京津冀”的情结不可谓不深。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京津冀一体化的漫长孕育为什么会在当下的节点上破茧而出。

转折点与“狂飙突进”

区域经济在时下的中国如火如荼，竞相怒放。“一带一路”营造了国际政经发展的大格局，珠三角、长三角的双轨道运行稳中有速，长江经济带横贯东中西势如破竹，而环渤海的京津冀一体化在最高领导人的三令五申中也出现了倍道而进的转折点。

2014年两会前一周，习近平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并将京津冀一体化升格为国家战略，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定式思维。两会李克强“首秀”中，首次将京津冀一体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由此，总书记和总理二者合力加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为被诟病了多年的区域经济定调加码，将2014年打造成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破题之年。

两会后的3月底，主抓财政及发展改革事项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河北密集调研，先后到访廊坊、沧州、保定等地，召开地方企业负责人座谈会。8月初，由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低调宣称，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由张高丽任组长。因此，张高丽此前的河北之行定是进入组长角色的实践化预演。相随于“小组治国”的大势，国家层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强力打破三地的行政壁垒，从顶层开启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这在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版图上也是极其少见，此前仅有西部开发领导小组、振兴东北领导小组两个先例。

对应最高决策层的亲力亲为，京津冀三地的最高决策团队也开足了马力。6月底，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率领一组堪称豪华的交流团赴河北学习考察，团员包括市长王安顺在内的7名市领导，16区县的书记或区长，以及全市27家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团总人数超过80人。7月底，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率团赴北京学习，先参观企业再座谈，话题围绕习近平关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顶层部署。8月初，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率团赴北京考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合力推进联动发展。

地方内部也加强了京津冀一体化相关工作的节奏。北京在3月成立了“区域协同发展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担任。天津更是高调推出“天津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委书记孙春兰亲自担任，副组长包括了两位副书记在内的津门要员。河北方面，成立了“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小组办公室地址设在了与北京相连的燕郊。

5月中旬，海关总署出台了《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7月中旬，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担任。二者以海关通关和税收改革合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一周前在北京举行，会上京津冀三地和铁路总公司拟出资100亿元，组建京津冀轨道交通投资公司。这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以交通一体化构筑三地协同发展的最新实际举措。

多年的拖沓慢进一朝生变，地方及各部委的执行力空前提高，甚至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种改观不仅来自于经济发展大势的挟裹，更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最高领导人的全盘擘划与决断力。

有别于其它区块经济，京津冀一体化因为有了北京的存在而掺杂了更多政治意味。也因此，政治先行的“经济三胞胎”又多了一把快速推进的尚方宝剑，在决策得当，纵横执行力到位的情况下，披荆斩棘的力度将雄冠全域。

大公网评论员宋代伦

话说在地球北纬三十度附近，气候有沙漠型，山地型，大陆型，还有地中海型。但这些气候类型都非令人舒适类型，唯有在中国大陆长江沿线，形成了四季分明、雨热同期的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加上适宜耕作的土壤与植被，这里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随之也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诸多经贸重镇，并在宋朝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到了近代，长江在晚清被西方帝国主义当成打通中国内陆市场，将商贸与资本输入到中国腹地的必经之路。这条黄金水道在近现代中国成为西方入侵中国的门户，虽然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与工业，但是主权却在一步步丧失。

1983年，新中国成立已逾三十年，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动荡，中国各项建设重回正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8月，一部《话说长江》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亿万中国人第一次从电视屏幕上完整地看到长江沿线的全貌。也因为这部纪录片的影响，198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阵长江漂流的热潮。

三十年后，长江漂流作为个体的历险成为了历史记忆，但伴随区域经济发展热潮的来临，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互联互通的共同体

如许多区域发展概念一样，长江经济带并非李克强今年首次提出，而是统一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在“七五计划”中，长江经济带就被确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轴线，作为T型结构的一横，沿海一线作为一竖。因为沿海的区位优势，一竖先发展起来了，而一横因为横穿内陆腹地，除长三角地区外，向内发展辐射力度明显不足。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重新激活这一横，既是完善T型区域结构，更是助力中国各项事业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

梳理今年以来中央高层关于长江经济带部署的动作，可谓步稳蹄急。今年3月两会上，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点及“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随后4月底李克强就在重庆召开座谈会部署此事，沿线11省市大员悉数出席。然后到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最后是9月，国务院用两万余字的篇幅出台推动长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至此，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一个全面、细致、可操作的意见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全国人大工作报告，到重庆座谈会，到国务院会议，再到最后指导意见的出台，长江经济带从重回人们视野，到发展规划和盘托出，只用了半年时间。接下来，便是按照指导意见的框架，一步一步落到实处。

互联互通是习近平在北京APEC会议上屡次使用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为各个领域使用的热词。用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目标上，同样合适。加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互联互通程度，说明目前诸省市之间互联互通的障碍还不少，有些是自然条件造成的，有些因为基础设施与工程跟不上，还有些则是合作机制不协调。

经济带的血液、骨骼与神经

我们知道，长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全长6300余公里。但截至目前，从源头到宜宾即金沙江一段不在通航范围内。因此，长江的水道范围只有2800公里。不过，从宜宾到入海口，即使不像黄河那样澎湃，也远非一路平坦。三峡库区虽然让重庆到宜昌段不再是过“鬼门关”，但中游和上游也因此面临季节性水流问题。中游荆江段，如我们课文里曾学，又是九曲回肠的地上河。只有下游段相对适宜通航。这是自然条件的限制。

这当然并不表明决策者就能无所作为了。相反，顺应长江的自然条件，在河流的疏浚整治工程，加强支流的航道（湖北汉江、贵州乌江等）等级方面，仍大有可为。不仅是支流，现阶段，从宜宾上溯800公里到攀枝花的金沙江段，也开始被纳入长江主航道的规划范围。如果能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支流和上游的航道整治与港口建设，受惠最大的将是之前被长江水运边缘化的云贵川诸省，使得长江经济带的头尾的互联互通不再只是畅想。

除了水道本身，船舶本身的改造也是一大考验。之前网上有不少声音说，要炸掉武汉、南京等长江大桥，因为这些桥限制了更大吨位的船舶通航，只有炸掉才能实现万吨巨轮重庆直达长江口，实现航道贯通。这些显然是对目前长江水运状况的不满，但长江经济带的目标之一是打造水陆空立体联运运输体系，炸桥论显然是有悖体系建设。因此，让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才是决策要义。

目前看来，水运的港口建设，陆上交通如铁路、公路，航空与油气管网的完善与新建都在同步进行中。值得强调的仍是笔者反复撰文提及的高速铁路。去年底，在攻克了鄂西渝东段的复杂地质结构，沪汉蓉高铁全线通车。但通车后许多人认为价格过高，车次过少，速度不够快等。这其实是目前中国许多高铁线路的通病。不过，沪汉蓉高铁仍然完成了沪川长江主流沿线省市的陆上大串联。

另一个大串联则是万众瞩目的沪昆高铁。作为“四横四纵”中最长的一横，沪昆高铁所经之地正是长江的诸多亟待开发的支流所在省份，包括江西赣江、湖南湘江、贵州乌江，还有前述的云南段金沙江和支流。整条线的开通周期长达六年，从2010年沪杭段开通，2014年南昌-长沙段开通，到年底即将开通的南昌-杭州段，到明后两年将陆续贯通的贵湘、云贵段。即到十三五开局之年，长江经济带两条高铁将完成对9省2市的全串联。而水陆联运的理想状态，则是高铁连接11省市任何其中两个，普铁货运量加强，公路充分发挥毛细血管作用，与大小港口直通。

除了上述各项工程建设之外，长江经济带要想实现互联互通，各项合作机制同样必不可少。如果长江干支流与流域范围内的工程建设是血液、骨骼与皮肤，那么制度、方案、法规等则是神经与结缔组织。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最终需要靠人来完成。各省间达成共识的体制机制，可以打破长期以来行政区划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造成的互联互通障碍，是长江经济带实现活力运转的保证。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的12月1日，长江经济带9 2中心城市加宁波12海关开始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实现从之前长三角的通关试点扩展流域全覆盖。这一举措大大降低了之前因标准不同而增加的企业人力、物流等成本。统一执法监管标准下，9省2市开始真正实现“12海关如一关”。这意味着全国近一半的进出口业务将实现“可预见、低成本、高效便利”的通关服务。而与十八届四中全会联系起来看，这同样可以说是依法治国理念在这一专属领域的具体展示。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9月底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下发后，长江经济带的兄弟省市正按照指导意见的框架，一步一步落到实处。具体到合作机制层面，10月25日，第一届长江经济带金融论坛在武汉召开，重点谈及区域互动合作、地区金融中心、一体化市场体系； 11月22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六届市长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27市市长论道长江经济带各项议题。这类不同主题的省际论坛和会议，是实现沟通顺达、知己知彼的重要机制。笔者建议，未来要加强搭建这样的共商平台，创新议题设置，用理念带动现实。

龙头、龙腰和龙尾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前面提到的这两次会议均在中国省份举办。把万里长江比作一条巨龙的话，上海是龙眼，长三角是龙头，中部四省是龙身，云贵川渝是龙尾。目前，龙头发展最好，是实至名归的经济与对外开放龙头，龙尾因有成渝经济圈的领衔，目前发展的集群效应也不错。重庆直辖、两江新区，再到最近成都天府新区的成立，更是为龙尾紧密融入长江经济带锦上添花。但是这漫长的龙身，即长江流经的鄂湘赣皖四省，在联系程度上仍相对松散，产业集群度也不明显，而且各省对自身的定位也没有明确下来。

典型如安徽。合肥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经过指导意见的解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那么合肥以东的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等城市自然也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而指导意见中又说长江中游城市群要建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三角形、放射状”互联互通网络。皖西和鄂赣皖交界一带是否是放射范围？是向东还是向西？这是需要进一步清晰的。

又如湖北。从地图上看，在中三角的西边，荆江到三峡一段似乎笔者也不足以被照顾到。笔者曾在之前的政经周报提出，中部地区是中国区域发展弓、弦、箭的弦，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曾在《省长这一年·王国生篇》中同样比喻中部大省湖北作为区域发展的腰部。这些比喻都强调了龙身中部诸省在区域联合发展中的重要性。作为长江主航道长度最长的湖北，协调鄂中西铁三角（宜昌为中心）与长中铁三角（武汉为中心）的关系，成为湖北在长江经济带明确定位的关键。

综上两省的情况，笔者认为，不妨将中三角的两翼分别扩展，向东至安徽安庆，向西至湖北宜昌，这样将形成一个中部五地的倒梯形，基本可将中部大多数重要流域涵盖进内。而且在这个倒梯形框架内，还可以自由组合，消除城际关系的“碎片化”效应。比如中三角向东可与安庆结成平行四边形状的合作关系，向西与宜昌同样如此。宜昌在长江地位笔者不用多说，安庆则易被忽视。实际上，安庆曾在1760到1937年一百多年时间里作为安徽省省会所在地。清末民初时期，长江五虎安庆也分其一（重庆、武汉、安庆、南京、上海）。依托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机遇，包括安庆、扬州在内这些昔日繁荣、如今没落的小城，也应大有可为。

实际上，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许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几乎都集中在中游出现了。例如前面说的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对通航的障碍，以及我们隔几年就会听到的洞庭、鄱阳两湖干涸的消息。内地《新世纪》周刊四年多前曾以《割据汉江》为封面主题，报道长江第一大支流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工业性污染广泛是表征，产业结构跟不上环境治理与集群性不强是内里。而中部地区若想更好的承接龙头的产业转移，提升自身的工业附加值，前述的省市合作机制也好，各城市群间的衔接效果也好，都需要更上一层次。

如果将视野抬升，长江经济带省市间的互联互通，不过是整个中国区域板块间互联互通的一部分。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板块的互动其实与内部的整合同样重要。根据观察，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互动，东边的关键在于苏北与苏南的沟通，也即江苏省内的融合；西边的关键点仍在重庆。国际上的渝新欧铁路作用意义非凡，笔者不再展开。而在国内，随着郑万高铁开工在即，站点的设置已经引起某些途径县市的“掐架”，可见而知区域板块活跃下各地求发展的高敏感性。远期看来，西安到重庆的客运专线应该尽快完成可行性研究，尽快进入项目日程。

至于南边，即泛珠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与长江经济带共享四省，这是个天然的合作机制。而且京广高铁、沿海高铁和即将开通的贵广高铁三条主线，可以说互联互通的硬件已经相对成熟。未来要考虑的，同样是软件上的更新与障碍清除，尤其要关注香港的时局。

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风光旖旎的雁栖湖带给世界惊鸿一瞥之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除了难以复制的“APEC蓝”，就是被视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了。

如果说，2013年秋习近平向世界描绘“一带一路”蓝图时，外界对这一设想的真正意图还不甚了了，那么，在APEC会议上进行系统阐述并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表明“一带一路”战略已完成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和战略规划，从“中国提议”正式转向“世界议题”，进入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有别于中国曾长期推行的“韬光养晦”战略方针，“一带一路”被视为习近平主动出击外交理念的一种展现，一旦成真，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21兆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具备与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联盟战略对垒、分庭抗礼之力。

当然，走出这步棋，意图不只在于谋划国际政经战略布局，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一带一路”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可能性。

首先，有利于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一带一路”国内段覆盖了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使之由原先的“内陆腹地”变成“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次，有利于推进区域之间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东部地区受到污染治理、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已是强弩之末，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逐步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的基本要求就是“道路相通”，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将迎来交通基础设施的一次建设高潮，这对减少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有利于在中国边境地区营造良好的政治、国防、民族环境。边疆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较少、生活有待改善，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使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得以趁虚而入。若“一带一路”能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能为维护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奠定良好基础。

第四，有利于消化中国严重过剩的各种产能。当前中国传统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并且过剩状况逐渐向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蔓延，困扰经济发展，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利用“一带一路”这一战略载体，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可望实现双赢和多赢的互动。

第五，有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实施西部大开近三十年，效果不尽人意，人才、资源等各类要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目前“一带一路”规划中所涉及的14个省区市中有9个位于中西部，国家可从基础设施、财政扶持、人才培养就业、对外开放等多方面予以更多扶持，将其经济潜力转化为发展成果。某种程度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升级版。

正因如此，随着APEC会议对“一带一路”的热议，国内沿线省区纷纷出台相应对策来抢滩机遇。从经济版图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布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形成“东成西就”的对应格局，国内段主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5省、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西南4省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东部5省。据悉，目前已有十数个省市争相呈上“请愿表”，争取成为战略支点，其中新疆、甘肃、云南在争取力度上尤为显著。

新疆领衔西北受益版块

从地缘上看，新疆接壤中亚诸国，为渝新欧铁路出境省份，是国内能源进出枢纽，其经济体量、资源禀赋、发展速度和地域特征在西北五省区中具有显著优势。早在今年3月，新疆政府2014年工作报告就已提出，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五大中心”，即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抢占丝绸之路国内桥头堡意愿强烈，而即将出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也将赋予新疆直接的政策红利。业界普遍认为，新疆有望成为受益版块的六个省级地区之首。

陕西的优势同样不容小觑。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在贸易、旅游等方面存在天然优势，该省关于“一带一路”政策也在不断推出。早在去年11月，西安市就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实施方案》，紧接着，陕西首趟国际货运班列“长安号”列车开通，加速构建以西安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交通运输黄金通道。今年10月，陕西省政府与俄罗斯方面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的合作备忘录》。业界评估，与新疆一样，陕西的基建、能源产业链也将同样受益丝绸之路的推进。

另一奋起直追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省份甘肃省。该省占据古丝绸之路长度的近1/4，具有先天的禀赋与天然的优势，今年5月已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甘肃地理区位、历史文化、资源能源和产业基础等优势，努力把甘肃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贸物流的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

南部版块广西机会巨大

在“海上丝绸之路”被重新定义为“新海丝”后，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当中，江苏作为“新海丝”与“长江经济带”的重叠省份、福建作为“新海丝”与“平潭自贸区”的重叠省份，均具备天然地理优势，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

不过，业界分析认为，“新海丝”的“通道”和“门户”将落在广西身上，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它无疑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与东盟诸国的联系与广泛合作也将为省内港口、物流等行业带来巨大机会。

除此之外，浙江省也正加紧进行前期准备和调研，力争加快舟山-宁波一体化进程，建设成为“新海丝”的重要区域和港口节点。而广东省政协也成立了专题调研组，于7月上旬在广州、深圳、阳江、茂名、东莞等市开展“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作为常委会专题议政材料。各方抢占政策红利的宏图雄心可见一斑。

显然，“一带一路”已为中国从地区强国走向世界大国描绘了战略路线图，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的确与“二战”后美国相似，而当下也似乎找不到比“一路一带”更好的策略来对冲经济下调风险了。但历史是否总会敲两次门，这个看似“一石二鸟”的设想能否复制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仍需拭目以待。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马军

如果长、珠和环渤海是中国已经最成熟的三个经济区，那么闽台合作或将创造出中国后劲最足的一个经济区。从京津冀到珠三角，经山东江浙到广东，中国东南沿海最后一块经济洼地正在起飞。

闽台合作成绩斐然

说福建是中国的经济洼地或许并不公平，这是一个拥有最早特区之一--厦门的省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是由于省内多山地少平原，各区域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既不对等，相比周边的浙江和广东，福建在经济表现上亦不如这两个邻居更为亮眼。

但是福建有着其他省份没有的优势，由于有着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闽台在两岸文化、经济、旅游领域的交流合作始终处于领跑的位置。

即使是在两岸关系最为低谷的阿扁时期，福建和台湾也通过"两门""两马"航线进行小三通直航。国民党执政之后，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闽台互访交流也越来越热络。

在此前后，海交会、花博会、旅博会、98投洽会、国共论坛等重量级两岸交流平台全部落户、甚至永久落户福建，依靠着马英九所称的"两岸和平红利"，福建取得了优异的经济发展水平。

今年前8个月，含第三地转投资，福建批准台资项目402项，同比增长4.1%，实际利用台资8.01亿美元，闽台贸易总额达81.47亿美元。

今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经福建"跨海"赴台大陆游客中，团队游人数达17.75万人次；个人游达4.62万人次，同比去年皆增五成。据数据也表明，前三季度，福建赴台突破22万人次，同比增长51.8%，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而有123.51万人次台胞选择到福建旅游，占福建入境游客市场三成以上。

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就。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发布，平潭综合实验区启动。2011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

早些时候，习近平在考察平潭后称"平潭实验区是全国独创，要继续探索"。目前也已经有传闻，厦门、漳州、福州、泉州四地也将联合申报福建自贸区。如果成功，其包含区域将辐射全省，或将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覆盖最广的自贸区。

在平潭效应的带领之下，今年年初以来，福建对台综合试验步伐加快，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潭港口岸对外开放、15%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等一批优惠政策在平潭落地实施，全岛封关运作；台湾合作金库商业银行、彰化商业银行获批在福州设立分行，台湾第一商业银行获准在厦门筹建分行。

在闽台合作的大背景下，唯一让人遗憾的，就是今年年初服贸的卡关。否则金厦之间将成为两岸货物往来的最重要渠道，更多闽商闽资可以登陆台湾，台湾产品也可以以厦门为基地，享受境内生产产品的待遇销售全国。

后劲来自制度红利

虽然台湾全岛GDP已经被大陆至少五个省超越，但是相较来说，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关制度建设的成熟程度来说，台湾都无愧于华人社会商业文明标杆的称号。

但是，必须清晰的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在倒退。自从2000年起，外向型的台湾经济就进入到低增长的循环，按照购买力计算，民众人均收入已经降至1997年水平。根据台湾多家人力银行统计，相同的岗位，台湾人在大陆的收入会是台湾本岛的1.5倍……

这意味着，单纯依赖对台招商引资、希望通过台湾的资金创造自身就业和经济成长的时代即将、甚至说已经过去，如果福建不再转变看待台湾资源的方式，发展后劲将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如果福建能够前瞻性的发现台湾除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宝矿--公共制度建设和公共管理水准，那么闽台合作将会登上新一级台阶，福建的发展也将在制度红利的带动下显现出新一轮显著的增长。

今年7月，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访问台湾，成为第一个到访的福建省委书记。相比于其他省份更喜欢"北进北出"外，尤权此行选择降落在了高雄机场，而第一站就选择在了高雄。在参访高雄港务集团时，尤权特别关注了高雄港的规划设计、交通配套措施、港口建设营运管理和产业布局。更加特别的是，尤权着重关注了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建设。

在主政福建之前，尤权长期在国务院工作，对产业规划布局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理解。在台湾经济硬实力逐渐被大陆翻转的今天，如何借助利用台湾经济的软实力实现福建的跨越式翻转，或是未来福建发展后劲的来源。

实际上，在这方面福建条件得天独厚。自然清新的生态环境让福建不必遭受因污染而带来的环境桎梏；"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柱；发达的民营经济已经让福建在经济改革浪潮中占得先机；以厦门为代表的城市群公共治理水准也一直领跑全国。如能充分利用平潭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在传统改革方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全力尝试更多的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政治制度，进而推广至全省，福建定会迎来制度红利带来的新一轮发展。

在未来几年内，台企银行将大量登陆福建，为福建带来新一轮发展资金。在台湾岛内经济疲软、贷款量下滑的大背景下，台资银行的登陆不仅将很大程度解决闽商发展的资金问题，也会给福建省内的各家国内商业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有助于福建内部金融秩序的改革。

以平潭为先导的先试先行区域将大量启用台湾民众，甚至担任领导干部工作，这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等领域将为福建的发展带来新的风气，甚至对福建未来在政治协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建设都带来新的利好消息。福建在这些领域的实验甚至将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新的样板。

此外，台湾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外向型经济、商业领域立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会随着闽台合作的加深而逐步经由福建传入大陆。作为两岸交流的前线，福建发展迎来制度红利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在路上了。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

黑龙江、吉林、辽宁，合称“东三省”、“东北三省”。当年，这块中国版图东北方的疆土，以广袤的黑土地，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在共和国诞生成长中，承载了无限荣光与梦想，被尊为“共和国长子”。

改革开放后，开发开放的前沿被放到了深圳、珠海等东南沿海，东北地区未被及时纳入新的国家战略，发展优势逐渐缩小。进入21世纪，东三省的老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如今，“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已被写入功劳簿为人怀旧、诉说。东三省所面临的，是如何尽快摆脱煤、油资源等长期占据重头的产业结构限制，给这片“北大荒”施撒上“调整产业结构”和“释放市场活力”的肥料。

积“重”难返

2014年11月26日，发生在辽宁阜新矿业恒大煤矿的煤尘燃烧事故，造成26名矿工死亡、50多人受伤。这是继200多人遇难的“2005年孙家湾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后，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最严重的生产事故。辽宁阜新，这个誓言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集散地”的地级市，近年来却饱受矿难困扰。

黑龙江双鸭山2013、2014连续两年发生矿难，吉林去年发生了死伤近50人的八宝煤矿瓦斯事故。频繁的矿难，直指东三省矿产资源开发占比较高的产业结构。

早年间，重工业曾经是支撑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但随着时代演进，偏重的产业机构早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2013年以来，东三省在内地31个省份GDP排行榜中均在后10位。从2014年来看，一季度黑龙江GDP是4.1%，增速在全国排倒数第一，辽宁是7.4，吉林是7%，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第五和第十二。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虽有办法，但颓势依然不减。从总体来看，东三省经济增速均低于7.4%的全国水平。

从近年东三省GDP数据看，第二产业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信息，自2004年以来十年间，黑、吉、辽三省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三省均以第二产业占比最高，且多数年份超过50%的高值，其中，重工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普遍高于GDP增速，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更大，是GDP保持多年10%以上增速的首要功臣；一、三产业增加值虽有提高，但长期低于第二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另一方面，央企对地方资源的依赖虽大，但对地方经济的实际辐射带动作用却极其有限。

以黑龙江省为例，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出现逆势上扬，甚至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41.4%）以微弱优势领先第二产业（41.1%），历史上首次跃居榜首，但掩盖不了该省第一产业比重大，且逐年提高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从12.7%一路走高，在13%~14%徘徊数年后，于2012年超过15%，并在2013年达到17.5%的高值。吉林、辽宁两省GDP第二产业占比均超过50%。而辽宁作为GDP大省，同样难逃重工业负荷过重的历史遗留顽疾。

不过，仅把东三省经济增速放缓归咎于重工业占比高并不准确。积“重”难返只是一方面，长期以来的重工业基础地位，形成了偏重偏旧的产业格局，加之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意识薄弱、民营经济不发达等综合因素，最终造成了东三省经济整体趋缓的态势。

能够验证东北地区开放程度低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与外向度较高的沿海省份比，东三省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影响相对较小。时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坦言，这归功于外向型经济比重低，加之中央政策扶持，东三省在金融危机期间仍保持了高速增长。

连番输血

为振兴东北，国务院多次出手，用“输血”方式推动东北发展。自2003年以来的11年间，中央政府已出台多个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顶层设计方案。

2003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迎来春天的年份。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还是在这一年，中央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出台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规划，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出台了《关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系列方案，全面推动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振兴。

到了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东北振兴要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上述政策的落实为东北发展注入了活力。据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统计，10年间(2003~2012年)，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年均增速分别为12.8%、13.8%和11.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2013年前三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同比增长8.7%、8.8%和8.4%，同期全国增速为7.7%。

然而，对比2014年上半年东三省全国排名倒数的经济数据，前期发展成了“曾经的辉煌”。吉林智库研究员刘庶明认为，这与前期国家直接给予东北的各种政策效应在逐步减退有关。

与东北地区相同的是，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大陆各省区市均面临投资萎缩，增长乏力的困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为习李新班子在“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经济新常态下给出的新选项。目前，中国内地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区域经济顶层设计，除原有的东部三大增长极外，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多个区域经济带也进入实操阶段；由“一带一路”连接贯穿起来的多个省份，也不同程度地位于享受区域经济政策的福利带上。

然而，不同省份能享用到多大的国家战略蛋糕，主要看该省对经济新常态的适应程度。东部沿海地区和转型升级较快的省份，毫无疑问能分得更多蛋糕；而区位条件差，经济结构落后，转型升级未有实质成效的省份，就很难如意啃到甜美的蛋糕--东三省便属于后者，“区域性坍塌”成为外界对这一状态的形容。

为解决东北发展难题，时隔5年国务院再次出手。今年7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并提出了“振兴东北要依靠国家支持，但最终还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的指示，这为此后出炉的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指明了方向。

一周后，国务院便出台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意见》共分十一个方面、35条政策措施。第一方面就是“着力激发市场活力”，提出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发展活力。《意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进一步简政放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直指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市场化不足这一痼疾。此外，《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中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等要求。

与此前多个振兴方案比，2014版规划显然更重视激发东三省的改革创新：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通过央企、国企改革消解国有经济弊病，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驱动力等。虽然方案不乏给钱给项目给政策，但从本轮振兴规划开始，东三省正式走上了由内而外自我振兴之路。

人事布局

十八大后，东北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调整，为全国正常变化类型中幅度最大。从调整结果看，多位拥有经济专业高学历的官员进入东北任职，其中以三省省府班长变动最引人注目。

其中，陆昊于2013年两会后离京赴黑，挑起黑龙江省府班长重担，他也是三省中最早来到东北的一位。今年4月，拥有多省工作经历的李希来到辽宁，后接过省长一职。下半年，吉林省迎来党政首脑大换班，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任吉林书记，出身于金融系统的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出任省长。

梳理三位新任省长的仕途经历，或许可以看出，中央将这三人调往“北大荒”的深层用意。

首先，有经济领域专业学习经历，拥有较高学历。47岁的“政治明星”陆昊，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拥有经济学硕士，为高级经济师。李希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后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学位。蒋超良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硕士，也是高级经济师。三人在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拥有良好的改革意识。陆昊和蒋超良均来自北京，属中央空降；李希来自上海。作为中国南北经济核心地区，京沪两地在政府简政放权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领先其他地区，在京沪有过工作经历的官员，一般比其他落后地区官员拥有更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更高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够担负起引领改革的重任。

再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各有独特优势和经验。陆昊长期在北京工作，有过担任国企一把手，带领国企成功转型的履历，也有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经历，在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方面有独到见解。李希曾在甘肃、陕西、上海等多省工作，陕甘属传统工业省份，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旧模式-新思路”的工作路径有助于他对老工业基地着手改造。蒋超良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足迹踏遍农行、央行、交通银行、国开行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蒋超良被派往广东，协助时任广东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2002年9月到2004年5月，蒋超良到湖北担任了两年主管金融的副省长。

拥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拥有应对旧增长模式的经验，以及任职发达地区或创新产业的经历，这是三位新晋省长的共同之处，也是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困境需要的要素。履新以来，三人在深化改革，提高开放上花了不少力气，但对“积重积弱”的东三省来说，改革之路不平坦，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寻找出路

当前，东三省寻找出路的核心仍是改革，而改革路径则是“练内功、引外力”。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破除国企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简政放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加强与省外、境外合作对接，打造“内部有动力、外部有空间”的经济调整新常态。

在改革压力下，东三省步调协同，通过调整思路想、甩开膀子干，找到不少改革新路子。其中，黑龙江充分发挥与俄罗斯接壤的区位优势，大打俄罗斯牌，借中俄关系友好深化的东风，为经济发展谋取最大红利。

在落实“习式外交”部署，加强对俄经贸合作方面，黑龙江承担着重要责任，这也是省长陆昊履新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以对俄贸易为突破口，陆昊致力于打造黑龙江经济升级版。2013年，黑龙江对俄投资完成9.5亿美元，增长55%，占全国对俄投资的34.2%，成为陆昊履新头年经济答卷的一大亮点。2014年以来，黑俄合作进一步深化加强，港口建设、资源开采、进出口贸易等，黑龙江俨然成为维护和体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桥头堡。

除了借力俄罗斯，黑龙江还主动向北京中关村取经，与中关村建立学习交流机制，探索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合作的有效途径。陆昊曾在中关村任职，他认为，黑龙江要从“示范”和“引领”两个角度与中关村加强学习交流和合作。这与8月国务院出台《意见》的要求相一致，《意见》提出“研究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试点政策向东北地区推广，鼓励在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股权激励等方面探索试验”。

吉林省以更具开创性的手笔，与俄罗斯共建出海港口，将有效解决进出口贸易和粮食运输难题。在今年5月举行的上海亚信峰会上，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吉林省与俄罗斯苏玛集团签订了合作建设扎鲁比诺万能海港的框架协议，计划为旧港换新颜，建成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重要国际货运港口。扎鲁比诺港的建设将有助于吉林省乃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开放，进一步拓宽其连接亚太与欧洲、中亚的运输通道，促进俄中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合作，同时也将为吉林省解决其缺少出海口的困境。

作为东三省中经济优势最大的辽宁省，今年拿下了第10个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地理区位优越，战略地位突出，经济基础雄厚，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连再次担纲东北地区振兴的核心与龙头，而金普新区获批将打破东北地区传统经济格局，成为产业布局变革的开路先锋。

对于“共和国长子”来说，老工业基地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并非一簇而就。受“三期叠加”因素影响，东三省经济增速趋缓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改革大、效果小”甚至“边改革、边减速”的现象，将成为东三省乃至部分省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奇观。

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很难讲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失落和尴尬，“逢五小庆、逢十大庆”本是中国的传统习惯，但号称国内体量最大经济合作体的泛珠版块，于今年10月中旬举办的合作论坛十周年庆典，场面却冷清得出乎所有人意料。

所谓泛珠版块，包括珠江流域地域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9省区，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 2”。这一概念的提出时日已久，早在2003年，主政广东的张德江就首次提出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构想，隔年6月，首届“泛珠论坛”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连续举行。这个设计最初一现身就令人吃惊--纵横十余省，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人口4.46亿人，GDP总值占全国的33.3%。然而，十年来，“泛珠论坛”在11省区间轮流举办，虽然各方也签订了一些合作项目，但总体来看，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尤其是在后五年，“加强泛珠合作”日渐淡出官方主流话语体系。

此次正值十年节点，当初提出这一构想的张德江也已身居高位，晋升为中国最高权力集体中的一员，坊间普遍认为，“泛珠合作”有望提升至国家战略，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作为活动主办方，广东方面至少提前了一年时间加以筹备，并接连组织了央媒、外媒进行宣传报道加以催谷预热。然而，将锣鼓点敲得震天响，当观众翘首期待主角精彩亮相时，就难免会感到失望--“9 2”设计师张德江并未躬身前来检验十年合作成果，分管全国商贸工作又曾主政广东的副总理汪洋也意外缺席（去年第九届泛珠大会在贵州举办，汪洋还曾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就连几个相关国家部委都只委派副职领导莅临与会，整个活动的级别和档次，只能靠身为东道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来撑场。虽然“9 2”省区的行政首长悉数出席，但也难掩意兴阑珊，所谓“圆桌会议”尚未谈出任何实质意义的决议便草草收场。基于参与各方热情不高，会议还决定将泛珠大会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由轮流在各省区举办改为固定在广东省举行，每届确定一至二个省区为共同承办方。

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泛珠”版块在现今中国经济版图中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首先，由于新增投资动能不足，珠三角陷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当年这里曾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资相结合，创造了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而今，这一模式的路径依赖效应还在发酵，拼土地、拼资源消耗、拼低劳动力成本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后，珠三角的政策优势也日益式微，其对泛珠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也逐渐疲软。

其次，版块面积广阔、成员庞杂，利中有弊。大致而言，这一经济圈又可细分为珠三角、北部湾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和滇中经济区四大经济区，以及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贵州贵安新区等多个国家级发展平台。当中也有不少省区明里暗里又加入到长江经济带等其他版块，处于“一女多嫁”状态，难免分心劳神，无法专注投入于泛珠兄弟间情谊，彼此合作往往流于表面而缺乏进展。

再次，虽然从一般规律来看，自发形成的“恋爱”比起自上而下的“拉郎配”，或许更具生命力。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一个经济版块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国家在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的倾斜。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跨越九省两区的泛珠三角概念始终未能进入国家规划，亦未能提升至国家战略，说明这一合作框架虽日渐成型，但仍缺乏核心合作内涵，未受中央重视。

尽管如此，但眼见全国其他地区名目繁多的合作圈、经济带层出不穷、热火朝天，华南版块意欲合纵结盟的需求亦日渐强烈。珠三角虽然自1980年代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但由于自身面积不大，周边群山环绕，腹地狭小，发展壮大之雄心一直受到限制，亟需为与长三角及其他新崛起的经济区抗衡寻找新的动力。而湘赣琼云贵川等省也一直期望打通交通瓶颈，加快发展，各方均希望用“块状经济”的纵横联合式结构，把“独唱”变成“大合唱”，打通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的辅助产业，借此爆发出更大的经济能量。

而虽然“泛珠”合作终极十年也未能进入国家规划，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主打“港澳牌”的粤港澳自贸区则有望很快获得批复，成为泛珠三角合作的最主要支撑点。未来可在此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边向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基础，在广西、云南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自由贸易区，另一边向东扩展，依托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不过在经济新常态下，要进一步强化这一版块的粘合度，泛珠合作应从松散型合作逐步转向机制化合作。一要完善政府管理体制，考虑跨区域承担环境、监管等外部型连接较强的事项；二要完善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探索建立有关各方共同投资的机制；三是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还可以探索建立跨区域企业税收分享机制、区域内财政横向转移制度等，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惟其如此，泛珠合作才可能在辗转十年轮回之后，迎来崭新发展的“第二季”。